直言：学问：知识价值还是利益呼吁

学问：知识价值还是利益呼吁

○　罗　宏

一般说来，做学问是个求知的过程，是个考验学者认识水平的过程。所以，学问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建树，应该在学者的认识能力方面找原因。比如知识积累是否丰厚、思维方法是否得当、思想敏锐性强不强、思想深度怎样、对概念的辨析力、对逻辑的驾奴力如何以及表达水平高不高等等。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往往总是把学问看作一个认识问题，总是在提高认识能力上下功夫。在发生学术论争时，人们也总是从论敌的认识能力方面展开分析，例如概念模糊、逻辑混乱、论据不当、认识肤浅之类，似乎对方是因为在认识能力方面存在某种缺失才导致了学术观点的可疑与谬误。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学问并非基于求知的动机而诞生，许多学问的谬误也并非是出于认识的失误。这便是所谓学问在学问之外的现象。细细分析这种现象，会给人许多启迪。

中国有句成语：“指鹿为马”。说的是秦代赵高专权，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权威，特献鹿于秦二世，并称鹿为马。二世不信，赵高便问群臣。众臣均附和赵高，将鹿说成是马。外国也有个童话，叫做“皇帝的新衣”，寓意也大致一样。显然，这种颠倒黑白的认识谬误绝不是因为人们的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较真地去讨论所谓认识失误的问题只能说明自己的迂腐。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学术便处于这种指鹿为马的境地，包括许多大学问家，均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做着指鹿为马的学问，这种情况是无法用认识能力出了问题来解释的，不言而喻，产生这种学问的原因是在学问之外的。

古希腊时代出现过著名的诗人与哲人的学术论争。当时的古希腊诗人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宣喻者，在社会受到普遍的尊敬。可是哲学家群起而攻之，认为诗人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仅仅模仿事物的表象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会毒害人们的心灵。这些哲学家还认为，即使有些诗人的作品表达了真理，也是神灵附体的结果，不能算诗人的功劳。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世界，将诗人驱逐出国境。柏拉图就是这些哲学家的代表，其学术体系特别是其文艺观也主要是在这场学术论争中建立起来的。后人对这段人类思想史的重要事件有过许多研究与评论。其中有两个说法颇有意味，一个是政治斗争说，即认为柏拉图所代表的哲学家是站在贵族的政治立场上反对民主派政治——因为当时诗人是为民主派政治服务的，代表着世俗势力，为柏拉图所代表的贵族政治所不容。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持该观点。另一个就是争夺话语权说，即认为诗人和哲学家都想在社会上取得优越的身份，争夺人类导师的地位，于是就产生了这场学术论争。例如吉尔伯特和库恩就在他们合著的《美学史》中写道：“不论是哲学家指责诗人假聪明和明显无知，抑或是美学史上经常称颂诗人善于以恰当的形象体现非凡的真理，反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双方都自诩能够揭示生活之真谛，这本身就包含着忌妒和相互指责的动机。”可见，无论从上述哪个说法看，古希腊的诗人与哲学家之争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就是说，这场学术论战是由求知之外的利益动机引起的，参与者的学术立场并不取决于认识本身，而取决于各自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学术观点不可能至少不全是认识即求真的产物，而只能或更多是利益的产物。于是，学问也就在学问之外了。

如果按照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包括学术话语在内的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那么这种学问在学问之外的现象就更有普遍意义。我们甚至可以因此断定，不受功利干扰的所谓纯粹的认识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纯粹的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应有任何预设的功利前提。换言之，在真正的求知的过程中，某种结论只能是求知的结果，而不能是求知的前提。要是在求知之前，我们已经预设好了某种结论，求知过程就是一种虚假的游戏。比如上述的古希腊时代的诗人与哲人之争，其实作为诗人或者哲人的身份已经在认知以前就分别决定了二者的观点，并不需要通过认知来形成判断了——诗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必然认为诗歌是可以传达真理的；哲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必然认为诗人不能传达真理，而只有哲人才能传达真理。尽管柏拉图说过，我爱荷马但更爱真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说，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似乎他们能够坚持公正的认识，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是带着利益的成见进入学术讨论的。正如鲁迅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可见，在这种情态下，没有成见的客观认知并不存在，学问的真确性也就颇为可疑的了。也许，绝对否认学问存在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中，许多学问的确不是求知的产物，而是利益的产物、意志的产物，许多学术结论早在认知发生之前就先验地存在于认知者的脑海里了，不管认知的过程怎样，特定的学术结论都必然会出现。可以说，生态决定心态，心态决定学问，大致便是此类学问的产生机制。所以，面对这类学问，仅从认识论的视角来进行讨论是不得要领的，我们必须在学问之外去思考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社会转型，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嬗变。其中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尤其深刻剧烈。从物质角度而言，劳动收入体脑倒挂现象一度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近些年来情况有了较大转变，但是认真分析一下，知识分子收入的提高基本上与放弃学术的程度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坚守学术的人文知识分子极少有富起来的。在骄奢淫逸的老板阶层面前，在飞扬跋扈的权力者面前，在种种趋时而富起来的社会群体面前，人文知识分子的生态处境是边缘化的，心态自然也是不平衡的。从精神角度看，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就更强烈：他们倡导的价值信念被社会普遍冷落，他们积淀的知识体系已经陈旧落伍，他们享有的人师地位也被悄然地取缔。总之，社会不再和他们玩了。于是由于生态地位衰落而产生的浮躁乃至忿恨也就构成了某种认知的潜意识，在这种心绪下来进行学术的观照，种种结论与其说有共时性的知识论价值不如说更具有历时性的社会学价值。所以，对当代中国出现的种种人文学术思想，往往要在学问之外的学者生存处境去体察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其发生学奥秘。

比如说，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中国文化人的弱势文化处境就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生态景象。按照文化霸权的理论，这种弱势的文化处境决定了中国文化人对强势文化的依附。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蝗虫般地涌入中国，改造着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美其名曰开放、借鉴、启蒙等等，然而20多年光景过去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建设到底有哪些令人自豪的成就？恐怕很难有普遍乐观的回答。这也说明，在文化依附的生态背景下，中国的人文学术建设是有着许多盲目性的。我们很难独立地思考问题，我们总是先验地把优势文化看作优质文化，因而“引进”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建设的主要战略。这种“引进”战略实际已经先设了一个基本的学术前提：引进的东西总是好的。至少也是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嫁接引进的思想资源参与才能发展中国的学术。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接轨”论颇为流行，大意便是，中国学者的学术取向必须与国际的学术思潮接轨，在学术选题、话语模式等方面都要符合国际的规范，这样，中国学者才能赢得国际的认同，成为世界性的学者。这种“接轨”论很值得玩味。我们不禁要问：谁是国际？我想，熟读赛义德、葛兰西并且目睹美军毫无顾忌地轰炸南斯拉夫和侵占伊拉克的中国学者大概都会明白究竟谁是国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坐标不得不屈从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而文化帝国主义者们会公正地关注中国的问题吗？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交出话语主权去换来某种身份的认同而已。于是也就涉及一些中国学者的学术观——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学术对问题的解决，而关心的是学术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现实利益，只要能成为所谓国际认同的世界性学者，研究什么以及研究的效果怎样是并不重要的。显然，学问的目的就不是求知而是求利了。自然，学问也就在学问之外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严重脱离本土实际问题，诸多的学术阐释不过是西方话语的中国版本，真正的学理建树可谓罕见，与这种外在于学问的求利学术动机大有干系。

还有一种现象，那便是对当代中国世俗化社会现实的思想态度。一般说来，目前中国知识界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倡导，一种是批判。如果简单地看，这种思想分歧本是认识世界的正常现象，应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结合持论者的现实生态背景，就会发现，但凡倡导者，大都是当代中国世俗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当代的社会转型中活得有滋有味；但凡批判者，大都相反，至少在精神上颇为失落。这种生态背景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的思想立场，表现为学理的阐释，也就针锋相对。而作为学问应有的客观性也就在利益的维护中消解了，于是就令人自然想起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该理解，学问往往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问题，所谓公正与真实，往往包含着当事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凡是与我们利益需求吻合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认同它，并且在学理上为其辩护，认为它是公正或真实的——这是不必通过认识就可以完成的思想选择。大概亚里士多德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真实性问题实际是一种心态上的“相信”。

诸此种种，似乎都在表明，在考察某种学术思想时，我们必须认真关注这种学问在学问之外的现象。特别是对人文学术的分析判断，还是要经常采取孟子的方法：“知人论世”。一味地在学理本身较真，在纯粹的认识论、知识论的领域寻找发生学意义的答案，往往是隔靴搔痒。而一旦结合学者的生态、利益背景考察其学术观，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学术问题并没有多少知识的价值，只是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利益呼吁；许多貌似艰深的学术阐述，其实也并不值得如此复杂地表达，它们不过是通过炫学来塑造一个学问博大者的自我形象，等等。总之，真正的求知者，真正出于求知动机而产生并真正具有创新知识价值的学问，远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