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读经是一个不散的阴魂

读经是一个不散的阴魂

○　史建国

这两天在翻1920年代的《晨报副镌》，看到1922年12月的《晨报副镌》上曾爆发过一场热热闹闹的有关读经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天津南开学校（今南开大学的前身）的几个国文老师企图通过校务会议实行读经，并且强调理科生也要读经。于是反对者和赞成者大起争执，先在学校的刊物上交锋，后来又在《晨报副镌》上开战。从那些泛黄的满是樟脑味的纸张里抬眼休息的时候也去翻翻旁边新出的报纸，闻一闻那新鲜的油墨香味，感觉一下子从80年前回到了现在，特别舒服。没料到一翻就看到了朱杰人、吕友仁二君的大作《经，总得有人读吧》（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历史居然这么惊人的相似！80年前有关读经的热热闹闹的争论在今天的报头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顺着文中提及的信息一路追寻下去，我又读到了在今天引起争论的王彬彬先生的《我们是否配谈读经》（《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和另一篇对王文的反批评《不配谈读经就不该去读经？》（《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3日）。我不是历史循环论者，可眼前的所见却的确让我感到了过去的幽灵始终还在今天徘徊。

王彬彬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过多地阐发自己对于读经的态度，但其引用的胡适之、傅斯年以及王国维诸先生的对于经书以及读经的看法已经将自己的立场很鲜明地摆出来了，文末一段“最后我想问主张读经的时贤硕彦：你们自己是否经常读经并且真的读懂了经？或者，你们是否比王国维、胡适、傅斯年更多地读懂了经？如果你们自己充其量也还只是‘半懂半不懂’，却又主张孩子们去读，不是有些荒谬吗？‘二桃杀三士’曾经让主张读经的‘国学大师’章士钊出丑的‘今典’，你们知道吗？”这样的发问真是妙极了。对于那些积极号召读经热心于做当代“大师”的人们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让人拍手称快。当然，由于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势必也会引起一些人恼羞成怒地反诘。然而这样针锋相对的质问却也并非王先生的首创，1922年12月11日《晨报副镌》发表署名“把他”的《为南开热心“读经运动”者进一解》就在文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南开热心‘读经运动’的先生们：你们自视比林琴南如何？比《学衡》记者如何？你们把自己的学问拿出来看一看，在天秤上称一称……”。两者相比之下，王文的妙处是发问之前先引用了胡适之们的话。作为二十世纪的真正的学术大师，他们都说自己还不配谈读经，这就让今日那些企图以倡读经而风流一把的当代“大师”们无地自容。

读了一些文章后才发现，当今主张读经或捍卫读经者们的高论实在有限得很，无非经书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其他民族都爱护自己的传统唯恐其中断而中国的不肖子孙却在挖自己的墙角希其速朽之类。这样的陈词滥调比起历史上林琴南学衡派和章行严们的复古言论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显现出学养不够而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倒退。概括一下，如今对王文的批评大概集中在这么两点：

其一，认为胡适之们的反对读经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过激姿态，因而王文中引用胡适之们的话是不足为凭的。（此种观点见陈松泉：《不配谈读经就不该去读经？》）持这种观点者主要是由于常识的缺乏。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中的确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倾向，但是具体到胡适之却要具体而论。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胡适之先生就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全盘西化的偏颇，并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力图进行补救。退出《新青年》后，1922年他创办《努力周报》和附刊《读书杂志》，1923年又创办《国学》季刊，积极从事“整理国故”的实践。针对当时的一些老先生慨叹新文化运动带来“国粹沦亡”，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镌》发表胡先生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再谈谈整理国故》，在这篇演讲中他甚至说“欲免‘国粹沦亡’之祸，非整理国故使一般青年能读不可！”他的这样一些举动在当时还曾遭到来自新文化阵营的非议，认为是对旧势力的妥协。对于胡先生的这样一些举动，总不能再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矫枉过正”吧？然而就是对“整理国故”如此热心的胡适之先生对读经也表现出如此的态度，“每一出现即予以迎头痛击”，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况且王文中所引胡适之的言论是发表于1935年，再拿“新文化运动中矫枉过正的观点”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来为读经辩解就有点文不对题了。

其二，认为“经书，总得有人去读它。”这当然是朱、吕二君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范文澜说过“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范先生的这句话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朱、吕二君举的例子可就让人哭笑不得了：“譬如说，大而言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其中的‘小康’一词，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说，即是出自十三经的《礼记•礼运》……” 这难道就是读经的意义所在吗？《礼记•礼运》的“小康”和江泽民报告中的“小康”除了两个字相同即所谓“词源学”上的联系外二者在意义上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况且“小康社会”的提出也是一个过程，对于何为“小康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对它所代表的指标也不断提出更加丰富和具体的要求。拿这样一个词来说明读经的意义实在牵强得很。还有所举的诸如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易经》，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之类也是如此。这就好比孔乙己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一样，除了显示出自己的迂腐气外再难有其他的意义了。文中还特别讲了“冷落经学”所带来的反面教训，说“北京某高校的教授，在翻译英文Mencius时，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孟子，而把它译成‘门修斯’，俨然是一个洋学者的名字。一时舆论大哗。”这样一个作者以为仿佛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其实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说明这位教授缺少中西融通的知识背景以外我看不出跟“多年来冷落经学”有任何的联系。毕竟Mencius这个词是中国经学里所没有的，在汉语里也是没有的，就算孟子他老人家自己看到也只能束手无策。

经学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然有着研究的必要。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一些学者去读经，研究它并且作出自己的阐释，尽管这种阐释也许离其本义相去甚远。但我们反对一些自命不凡之士鼓吹让孩子们读经。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家长也易受这些“大师”们的蛊惑，配合“大师”们的呼吁亲手给孩子套上读经的枷锁。事实证明，让孩子们读经除了给其稚嫩的肩膀加上一副沉重的枷锁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当年周作人13岁时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以及《书经》的一部分，但他说“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似乎和我很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我想这些话都不能简单地被判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矫枉过正”，这是蕴含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在里面的，应该引起那些热衷于让孩子读经的“有识之士”们的警惕。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让我们再听一听80多年前南开的学生云川在《岂只复古的南开学校》（《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日）里对读经愤怒的呐喊：“……真难为的中国学生啊！我们才把诵背十三经的痛苦卸掉，现在又要强迫加上，嫩细的脑力将为作机器而牺牲，陷中国于罗马以前的时代了。我总莫名其妙他们为什么要出此强奸行动！”受一些“大师”们的蛊惑，今天的一些孩子还不具备在报端言说自己心声的能力就被强行戴上了读经的枷锁，他们的一些反抗行为也简单地被认为是小孩子不肯吃苦不爱学习的通性而遭到压制。对于王彬彬先生等坚守五四传统，反对读经并再次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读经的捍卫者也竟然毫不理睬并振振有词地说“孩子从小诵经典，并不是让他们立刻理解经典含义……对经典的理解最好来自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独立思考，”（某网站转发王文时所加的按语）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也不知道写这段按语的人根据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独立思考”已经读懂了多少经，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臆想却的确难免有强奸孩子之意的嫌疑。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五四的先驱者们开始打破读经的噩梦，把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从机械无聊的读经中解救出来，但此后读经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魂，只要一有机会就沉渣泛起，浮现出来并继续寻求复辟的可能。至此我已深深地理解了五四的先驱者们面对传统时为什么采取了那样一种决绝的不惜矫枉过正的态度，也理解了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鲁迅、胡适等人为什么“对这种逆流（指读经）终身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每一出现即予以迎头痛击”了。所幸的是，到了今天这一阴魂已经气数将近，不大有可能再制造出遮蔽天日的乌云了，但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毕竟连死灰都有复燃的可能。

说了这么多，最后让我们轻松一下，欣赏一下仍在努力捍卫读经者们的妙文。在这几句半文不白的话里面我们也许能感觉到读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捍卫者们的软弱无力——尽管他们在为五四以来经学被遭冷落而作痛心疾首状，但他们已经无法用自己所推崇的经学的记录符号写一篇完整的文章了，甚至用文言写一个完整的句子都已不可能：

“笔者自知属于不配谈读经之列，之所以厚颜在此聒噪者，是觉得此事体大，义不得沉默，聊贡拘墟之见也。”

通篇白话中夹杂着这样几个半文不白的句子，就好比一群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中间掺合着几个长袍马褂面黄肌瘦拖着小辫子的封建遗老，当真滑稽得很。

那位中学教师的文章里也有几个这样不伦不类的句子，限于篇幅，就不再摘抄示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