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全球化时代的游戏与信仰

全球化时代的游戏与信仰

○　余世存

没有人怀疑，我们的文明正在经历转型。这个转型是漫长的，如唐德刚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如同冲出三峡走向大海，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只是走到了三峡，前后行程计需要约三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转型又是有阶段有任务的，如黄仁宇以为蒋介石的中国和毛泽东的中国都是历史假借其手书写下的命运文本；这个转型又是众所周知地充满了苦难、悲剧和罪恶，又是一言难尽地充满了新奇、断裂和反复。由于这个转型如此复杂，文明的转型长于或繁复于人生百年，中国人的人生信念或文明信仰经常地处于孤绝无援的个人情境里，从而加剧了文明新生、自处并与其他文明共处的艰难。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对自家文明的整理远未开始；对于自家的历史，我们仍无能怀抱钱穆所称道的“温情和敬意”。动辄批判、视而不见、一味打压、以今非古，仍是我们的常态。从曾左胡李一代，到康梁孙黄一代，到陈胡鲁蔡一代，到“一二•九”一代，以及当今中国的几代人，所有中国现代转型的参与者们，都未能如毛泽东所说的得以总结，成为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唐德刚的“三峡论”仍有意义，就是说，即使转型时代里个人、阶层可以获得一时一地的信念，如曾国藩、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胡适之等个人，或上山下乡的“四五”一代人，他们多少有过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底蕴，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明历史仍缺乏足够的信心，仍缺乏整体意义的信仰。

从长时段来看，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期。那就是，我们已经快要度过文明应战的阶段，触摸到文明“自性”的大创造秘密里。这种秘密本身即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持续不断跃迁的信仰。费正清等人简单地把中国的转型历史总结为“挑战——应战”的文明应激冲突模式，这一模式当然有一定的解释力。直到今天，我们仍有意无意地做了这一模式的注脚。从比器物，比钢产量，到比经济增长率、人均产值，到比竞技体育、市容市貌、市场法治，到比技术、资本、社会秩序，我们总是处于文明的比较中，而无能重建我们文明的信仰，我们自身的生活。只是当我们越过前辈的努力，越过器物、制度、技术、资本、文化等决定论思维的影响，我们把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定位在个体的身心安置那里，我们确立起“人是目的”的信念，文明的发展才真正有了自处并与其他文明共处的生机。就是说，对真正的现代人来说，他的生活水准或生命质量，决不是如发展中国家的子民那样以为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他和他的民族一样怀有不可更易的伟大信仰，他有着坚实的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他对过去就绝非轻视或有优越感，他尊重历史，并感恩过去；他对未来也绝非羡慕或可望不可得地哀叹，他向往未来，并实在地建设未来。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中国的现代转型，对数代或十数代中国人而言，确实是一次空前壮烈的文明重建。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解释已经远不能满足当下中国的进步历史。中国之中国，必须进入亚洲之中国，进而进入世界之中国的时代。文明交流远非争战所能说明，而是信仰结下的花实之展览、参证和相互欣赏。

由此可知，生活在当下中国，无论我们是否自觉，我们都担负了某种历史任务，我们是历史之手书写的个体文本。父辈的命运远非阶级斗争话语可以支配，我们也不应该仅由发财致富或小康环保一类的话语支配一生。在努力生活和工作中，寻求超越性的获得，倾听别样的声音，我们才能在不同的时空里获得会心。我们周朝的先人就知道，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之将兴，神降以观其德；国之将亡，神降以观其恶。无论听民听神，方生方死的转型，需要我们倾听一己之外的声音。这种生存的信仰情怀是我们能够获得真知大道、能够经验并表达正义的可靠保证，也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发展进步的前提。在网络时代，或说全球化时代，这种不无严正的信仰情怀，对转型民族或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最为必须的。

因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反讽的时代，是一个游戏的时代，是一己之私被无上尊崇的时代。但转型文明在基本的价值观念、立国原则、外交理念、生活方式等问题上都有待成熟定型，从而发展中国家及其个人更需要在反讽中建立信仰。没有这种信仰，个人就不成其为文明，即使寄人篱下，即使反认他乡为故乡，他仍只能做丧家之犬，而不能如犹太人、法兰西人、美国人、德意志人等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生活。一个人可能认同自由，但更需要他的国家信仰自由精神；一个人可以爱国，但更需要他的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里有效地自处依存；一个人可以教化他人，可以先富先贵，但更需要他的文明能够发覆广大。如果我们考察文明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对当下中国的信仰情怀有更深切的理解。

尽管文明间的交往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由于受制于地理、技术和生活方式，传统的文明交往或者是猎奇点缀，或者是自我认同感的强化修正，不同的文明是不能化约的，无强弱较技或僭妄代替的。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交往就在中国文明史上经历了秦汉帝国时期的参证、南北朝至大唐帝国的冲突反复、宋明帝国时期的取用自新等阶段，但中国文明与佛教源发地印度文明仍各自独立存在并平行发展，它符合中国文明善待天下的意志，“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

只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不同。受惠于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西方世界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现代转型，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诞生、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数百年间西方世界在人类文明的诸多种类里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地球上最为强势的文明。文明间的交流不再以自存为目的，文明有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姿态。尽管在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阶段，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思想巨人都从中国文明里取证受益，但以西方文明的认知精神、现代性骄傲和强霸的物质扩张态势，西方很快地将中国文明纳入了其认知体系中一个无足称道的位置；而中国的精英分子迟缓了百年之久，在西方的炮舰和鸦片叩击国门时，才从西方文明里参证受教。西方的侵略态势很快让中西交流进入了冲突之中，中国的现代史以至延伸至未来若干时期的历史即是这一冲突如戏如剧的阶段。

中国的现代转型远未完成，其他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亦多未获全功。而西方也以世界知识的面目宰制了其他文明体系，并决定了全球化的内容和方向，它以物质的名义求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西方的名义统治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这种文明的竞技不再如中国文明奉行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了你死我活般的征服意志。它理所当然地遭遇了抵抗，尽管抵抗远未有效，尽管抵抗充满绝望，但既然西方知识不足以改变其他文明种族的肤色、语言，不足以蒸发其他文明种族的背景、历史，这种文明间的反征服就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西方知识的攻击下会变种图存的。今天的世界充满悲剧，正是因为我们不仅远未走出文明交流的第二阶段，而且更改了传统文明冲突的性质。文明的化合新生仍是今天人类世界崭新的课题。

但是各个文明至今都少有反思。弱势文明是本能地抗拒同化；强势文明也在经历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我指的是近百年来的西方历史，充满怀疑、充满不确定、充满血腥和浩劫的西方历史）之后，再次焕发出其现代早期的自信和扩张神色。不过，西方此次抛开了其启蒙运动以来的立身原则，直接承载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正义征伐世界。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文明冲突而上演的新篇章。

我们无意于对一个强势文明本身评短论长，我们只是指出这种新冲突将会是人类的悲剧。历史已经无情地表明，没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成就同样会在地球上空前而独孤求败；同样自明的是，没有我们，西方世界的混乱、浩劫，从尼采到希特勒，从奥斯威辛、达豪到古拉格群岛，仍会发生，而西方“垮掉”、“颓废”、“嚎叫”、“分裂”的人群仍会代代延续；因为我们和西方的同在，从鸦片战争到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从印第安人的消失到非洲的黑奴，从拉丁美洲的动乱到“9•11”，从巴以冲突到伊拉克战争，人类世界才如此危机重重，乱像环生，而三百年来辉煌的西方文明确实正滑向洪水——十字架——世界末日的险境危途。我们正主动被动地同路，我们共命运。

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影响西方人，我们知道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劝服西方知识能够真正自省自新，我们也不能只希望他们来参悟生死敬畏天地，我们不能只希望他们不仅仅敬畏自己的上帝，我们需要反躬自省，因为我们自己的精神病痛和道德错乱同样急需疗救。在跟西方冲突的现代历史上，我们早已失去了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文明根基。如前所说，我们至今无能整理我们的文明和历史，如王康先生所说，“我们的精神父辈、祖辈和曾祖辈不忘天下的襟抱，肩挑大义的勇力，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道宏愿，更是我们失落已久、甚至从未真正体悟践履的中国天职。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变形记。”“我们这些本应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命所赋、继往开来的一代，几乎沦为全面悖离中国常道、畸零虚无的一代。”在跟西方冲突的现代历史上，我们早已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学位制度、知识谱系的格式化。

在跟西方冲突的现代历史上，西方的话题是在挑战，是叩关，是租界，是围堵，是演变，而我们则只有一个话题可供谈论，那就是应战。中国的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西方知识及其外在形式的侵犯被迫应战的历史。由于这种侵犯曾有过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嘴脸，今天它也有着“有教无类”的用心而无“因材施教”的善意，复仇和挑战或许成为我们一时一地的情绪，但却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心理的主流。相反，在中国人现代应战伊始就伴生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观念，即是不战。康有为以变法图强的先驱而著《大同书》，孙中山在张扬民族主义的同时倡导“天下为公”，章太炎在汇通中西及佛理思想时提醒世人西方的“进化”眼光不曾看到进化“俱分”的本质，他也从庄子的“齐物”思想中劝导西方“以不齐为齐”，这种表达着中国人的普世主义理想也是我们今天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危机时最可宝贵的精神起点。“在最积极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链条的自然环节，依凭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有望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起死回生的最后一代见证者和传人。”

为争取这最积极的意义，为疗救我们的病症，我们确实有必要回到自家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历史，“历经千载、由无量数的中国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共同垒筑的文明圣殿”，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要在今天获得生活的信仰，我们就得尊重历史。一切经典都不过是历史叙事，但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暗含着我们命运的符码，蕴藏着我们可望自新并“日日新”的巨大而永恒的秘密。以西方认知辨析力的强霸仍不足以用自己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科学精神来分解中国知识的经史子集系统，格式化的知识眼光不足以消解中国文明的兵医农种巫部等知识系统，这本身也需要我们共同参详，需要西方知识能够正视，有所补益，从而为应对我们都感同身受的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同心同力，真正创造人类和谐发展的大同世界。这种文化自信，不是来自现实的比较，而是来自一个伟大文明的信仰。陈寅恪在困厄时期在举国皆沉醉的情况下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他依然坚信：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文明终将与他人的文明共美于世，这也是一切文明极致的境界。

因此，无论一个文明民族内部的奋斗，还是文明之间的争斗，都没有多大价值。一个人斤斤计较自己，患得患失，他就远离了文明，他就成了网络游戏中的妄人，成为反讽时代的小丑。冲突的高下，挑战和应战都是兵家谋略；而“大同”、“为公”、“以不齐为齐”才是中国文明应对天下万物的智慧。“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吕氏春秋•孟春季•贵公》）费孝通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们虽然处于传统文明全局式退潮之中，我们还只是“美人之美”，但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起整体上的信念，回到自家的历史中来，我们对自己、对他人文明才有更高的理解和欣赏。享有文化昆仑盛誉的钱锺书，在世纪之交的市场或新人类的热闹里寂寞地撒手尘寰，但他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智和热烈的期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美，道术未裂。

是的，道术未裂，这首先要求我们不能让自家的文化“为天下裂”，这首先要求我们在长于人生百年的文明转型中怀抱有坚定的信仰。花果飘零。种子风落随意。作为中国文化血脉的传人，我们愿意中国文明的智慧为一瓣心香，能够为世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