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送批评一顶“帽子”

送批评一顶“帽子”

○ 李万武

批评的头上，已经有好多顶“帽子”了。给批评送“帽子”，虽然因于对批评的不满意，但毕竟是文坛终于结束了对批评的慢待，开始关注批评和对批评有所期待了。在这层意思上说，批评头上的“帽子”也还是带有暖意的，批评若是不理会这一点，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些“不懂事”了。

一

“失语”是批评的第一顶“帽子”。时间是在20世纪末。起因是许多的人们在不满意文学总体上的价值失范和精神颓败之时，批评也被荣幸地想起，并且认为，文学变得那般不争气，批评该是有重要责任的，于是大家便将对文学的严重不满意搁置，群起转而追究批评。不知是哪方高人，用“失语”为对文学失察、失职的批评率先冠名，众人均觉恰切，马上跟用，“失语”这顶帽子便雪片般落到批评的头上。这顶“帽子”的得来，虽然带有为他人受过的味道，但于当时批评的总体倾向而言，大致是得体的，也就是说，这顶“帽子”值得批评一戴。

这番“加冕”声势浩大。各路、各级媒体都在文坛一股脑数落批评中大显身手。参与者也众，其中不乏作家身影。这对作家们也许是一个机会，或是在对批评的数落中清醒自身，或是反证自身：能为“失语”的批评诊病，自然可以证明自己不曾在“失态”的文学写作中使过混招。与此相映成趣的倒是许多相当占据位置的当红批评家，不想受用“失语”这顶“帽子”。他们多是对文学持先锋或准先锋立场的人物。批评家李建军有一段描述中国“先锋”作家的言论，说给先锋、准先锋批评家同样得体，他说：“他们的旗帜上很醒目地写着‘先锋’、‘美文’或‘纯文学’的字样。他们的老师是博尔赫斯和乔伊斯：一个是形式主义写作的大师，一个是在‘内部’写作的巨匠。他们也许会开口闭口说着马尔克斯，但他们只对他的技巧和叙事方式感兴趣，至于他的介入现实和政治的勇气和精神，他们从来没当一回事。他们面对真正的大师，总是买椟还珠。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一直是生活在‘现实’之外的，也缺乏把文学与政治等重大问题关联起来的勇气和热情。”（《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这些先锋、准先锋批评家势利起来时，也把并非先锋却已是文坛“大腕”的一些作家收入视野；他们扯住文学之一角，制造着或玄涩或甜腻的批评话语，就自许是做着“高端学术”了。这些批评家中间并不乏有才气的人物，可惜的是他们只嫁给了某种狭隘的文学情绪、文学理念，并不属于文学整体和全局，无力面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真问题说中国话。但是他们人多势众，他们若是把在大学校园里自然形成的亲密师承和学友关系带入文坛，就很容易形成某种类似“学派”的小群体，时常在紧要关头团队出场，形成强力排他性的话语势力，制造“批评在场”的幻象。就在文坛众声数落批评“失语”还没有收场的时候，南边的一位著名批评家在南边的一家评论刊物上撰文质问：我们一直在讲话呀，怎么是“失语”呢？这个细节应该算是一处点睛之笔。它传达出的信息怕是让人心凉的：一些担纲的批评家竟连什么是“失语”都没心思弄懂，更不要指望有所反省了。

认真追究起来，这也不全是批评界的顽固或高傲，而主要是关于“批评失语”的空前大议论的空前空泛所致：各路言说虽然铺天盖地，但就是不曾有谁肯于或敢于明白挑明，到底哪些批评家对哪些作家作品的批评，是不搔痒处的、是言不及义的、是只唱甜曲只肯言“是”而不敢说“不”的、是不说“人话”（即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不说中国话（即只用满嘴洋概念蒙人的）的……或者到底哪些批评家对哪些作家、作品的批评，是搅动如簧之舌将恶俗翻转为美雅、将肤浅包装成精深、将一流都够不上的作家膨胀成“大家”、“大师”……即具体、实证地而不是抽象、空泛地指明“失语”的批评曾经怎样与“失态”的那部分文学“同谋”、“共舞”过。

勇敢地指明应该指明的，于矫正“失态”和救治“失语”，都是重要的、在理的，但这有违于时下人们的某种“处世哲学”，所以就只好只顾自己“处世”而顾不得文学了。大家遵守着谁也别碰着谁的游戏规则热闹了一场之后，既没有哪位作家自觉认领“失态”，也没有哪位批评家自觉承认“失语”，于是，“失态者”照样“失态”，“失语者”照样“失语”。
这也是“失语”对于当下的批评界依然是顶合体、有效的“帽子”的原因。

二

“酷评”是批评的第二顶“帽子”。它因为一位先是文学博士后为文学博导的新锐批评家的两篇“悼词”而醒目起来。其实，“酷评”本是“失语”之一种。“酷评”的要义，主要是蛮横、不讲理。它本来有两种极端的表达形态，一是蛮横、不讲理地往好里说，即“甜酷”（有人称之为“酷捧”，也有道理）：把黑说成白、把丑说成美、把恶说成善、把平庸说成卓绝，将平常之辈打扮成“大家”、“大师”；一是蛮横、不讲理地往坏里说，即“苦酷”：把白说成黑、把美说成丑、把善说成恶、把卓绝说成平庸，把真的大家、大师改塑成平庸之辈，将其从尊位上推倒。包括在“失语”里的“酷评”主要是“甜酷”。比如批评家吴义勤的《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是这样开篇的：“莫言的小说则无疑属于小说中的‘极品’，而他的长篇新作《四十一炮》就更是一部‘极品’中的‘极品’。这是一部光芒四射的小说。通常，我们能从某部小说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角度感受到艺术的光芒，然而，在《四十一炮》这样的小说中，我们几乎在其每一寸空间的驻留，都会被那种令人目眩的艺术光芒照耀、震撼。小说中的每一人、每一物、每一场景、每一个词语，甚至那一块块‘通灵’的肉，都无一例外地被艺术之光笼罩着，既令人陶醉，又魅力无穷。”（载2003年7月22日《文艺报》二版头题）为了较真儿，我们把《四十一炮》开篇的头两个句子拿过来品味一下：“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那是什么岁月？你几岁？云游四方、行踪不定、暂时寓居这废弃小庙的兰大和尚睁开眼睛，用一种听起来仿佛是从幽暗的地洞里传上来的声音，问我。我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在农历七月的闷热天气里。”我们就在这“一寸空间”驻留一下，看谁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每个词语”，真如吴义勤先生所说“都无一例外地被艺术之光笼罩着，既令人陶醉，又魅力无穷”？

“甜酷”（“酷捧”）的好处是最能与作家朋友构成亲昵无间的关系，不至于招致喜欢甜食的作家朋友们反抗。而“苦酷”倒是很需要有一股子蛮勇，这也是这一种“酷评”普遍不起来的原因。但这并没有难倒批评家，“失语”里的“苦酷”就有一种“不见诸文字”的安全方式：只要批评家在心里把该枪毙的枪毙了就行，不必有任何文字行为。比如那些只盯着几位先锋或曾经先锋过的作家，梦想做出“高端学术”、“前沿学术”来的先锋批评家，面对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甚至还可以包括毕淑敏、迟子建之流时，则因为不认为他们搞出来的东西是“纯文学”，而一律不眨眼皮，用吴义勤先生的话说，这叫做“不评论也是一种批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大约需要到早年从中国本土走出的海外汉学家费正清、李梵欧们当年评价鲁迅、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时所使用的“文学观念”里去找根据了，这里不容细说。

虽然“酷评”这顶“帽子”不具普适性，但确是一顶真实的“帽子”，预备给批评还是有价值的。但，不怎么美妙的是，自那两篇“悼词”出世之后，“酷评”却在“苦酷”的意义上被泛化开来，凡是惹得批评对象心生不悦乃至反感的那种尖锐一些的否定性批评，往往都容易被打入“酷评”加以封杀。比如，有过“陕西直谏”凶险经历的著名批评家李建军就戴过“酷评”的“帽子”，连并不主要在具体作家、作品或重要文学问题的批评上用真力气，而多是在一些边缘问题上，以机智尖刻的文风敲边鼓的韩石山，也有人给戴“刀客”、“酷评”的“帽子”。

“酷评”已经蜕变成为拒绝批评的一副坚硬的盾牌。

批评近期又被扣上的一顶新“帽子”，更能证明这一点。

三

这顶新“帽子”叫“伪批评”。是一本名为《与魔鬼下棋》的评论集惹出来的。几位胆子不小的批评家，分别指名道姓地对着池莉、王安忆、莫言、二月河、贾平凹五位文坛大腕，就着他们的作品，掰着指头论“短”。这种批评作派本是当代文坛最缺少的，因此也是作家们最不习惯、最不受用的。论集中的文章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结集再使用时，出版者选用了一个危言耸听的书名，这个书名的炒作效用，就是迅速惹恼了非相关作家，这在客观上又是一番“炒作”，于是有更多的人们知道了《与魔鬼下棋》。是上海作家最先做出强烈反应，《中华文学选刊》在2004年第6期扉页位置报道，《新民晚报》刊文：“上海作家批评‘伪批评’。”出场的也是五位作家，没有哪一位肯于具体指出哪位批评者对哪位作家作品的哪一点批评或“指控”是不值一驳或虚妄不实或居心叵测的，从其所言很难判断他们是否真的细读过被他们铁定为“伪批评”的那册《与魔鬼下棋》。作家叶辛说：“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若是想用几句话就一竿子打倒，这种风气很不好。”其实，这句话的真理性不只适于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对文学批评的评论也不可“想用几句话就一竿子打倒”，对《与魔鬼下棋》最得体的办法是对其所是所非展开具体争鸣，谁对谁都不能期望“一竿子打倒”。

应该说，“伪批评”是批评错得的一顶“帽子”，批评有理由不接受它。

但是，话说回来，批评错得这顶“帽子”，却也是批评咎由自取，是长期以来“失语”批评的严重“不及物”性惯坏了文坛风气之后，批评迟早必须咀嚼的一枚苦涩之果。

四

再送给批评的一顶“帽子”，就是“不及物”批评。批评如能真正摘掉这顶“帽子”，批评自身及批评的生存环境，才有望得以改善。

文学批评是一个广阔的界域。整体文学活动的诸种层面，文学批评均有理由介入其中。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无疑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用力点。所谓“不及物”批评，指的就是当批评面对具体作家、作品时的一种滑头作派。如果是发表肯定性评价的，批评家就与作家零距离得不分彼此，所有甜腻的话都能涌泉般滚落到作家和作品头上，这时是绝对不忌讳指名道姓的；如果是需要陈述尖锐的否定性评价的，批评家就要采取远距离地“高空作业”了，一律是无具体所指的宏论、玄论、泛论，所造之句可以是要多正确就多正确，甚至是要多深刻就多深刻，其语势也甚是慑人，仿佛已有雷声在耳、暴雨就要降临之态，但请放心，绝不会有真实的雨滴落到文学地面上的哪一些作家或哪一些作品头上。这种宏论、玄论、泛论可以是旁征博引的，不断引出博尔赫斯、巴赫金或米兰•昆德拉什么的，但绝对拒绝就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举例。这就是“不及物”批评的特点：总有雷声大作，却无雨滴下落。
“不及物”批评的最大长处是安全。你不能说我对文坛问题没有觉悟、没有见地，也不能说我见解不深刻、不尖锐；但我又谁也没招惹，因此不用担心被谁暗骂或揪着打官司。有的批评家深谙此道，公开在著作中声明：我是不评价具体作品的。

但这种批评的最大缺憾是基本无效。文坛上有的作家是刀枪不入的，你点着名字指出他们的真实的弱点，他们都会以“酷评”、“伪批评”阻挡得铿锵有声；你在那里用泛论的方式隐匿批评的棱角，他们就会谦逊主动往你的泛论里钻，说“此中也有我”吗？

特显眼的“不及物”批评，有时也要遭到消解、颠覆的。

让我们就此举一个实例。《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刊有作家韩少功的一篇千字短文《个性》。这是从宏观角度概括文坛倾向性问题的一篇来自创作界的出色批评文字。文中对当下小说创作做了如下评价：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家精神上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可惜的是，韩少功没来得及举例佐证他对文坛弥漫性风气的尖锐针砭，结果，迅速遭致质疑。尹丽川撰文《文汇报》直接针对韩文的不举例，叫板：“我不知道他是依据谁谁谁的小说得出这些结论，我只知道我最近读到了那么多优秀小说”，放言“我认为眼下韩没有资格就当代小说发言”。

批评家孟繁华也撰文动情地反驳了韩少功。说：“韩少功对当下小说创作形势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这个裁判所式的宣判，在各种媒体和文学会议上几乎耳熟能详。似乎文学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文学成了万恶之源，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不堪的场景，谁都可以向它吐口水和表示厌恶……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孟繁华的主要看法是：“不同的历史处境产生不同的文学，在当下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在小说受到其他高科技制作的消费形式巨大冲击的时代，在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有多种可能的时代，就当下中国优秀的小说创作而言已经难能可贵。小说创作的状况需要具体的探讨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抱怨。仅就《小说选刊》刊发的作品而言，韩少功的批评也是缺乏针对性的‘批评的空转’。”（孟繁华：《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小说选刊》2004年第4期）显然，孟繁华先生对文学的要求不高，“难能可贵”就很是不错了。这里边看得出韩、孟二先生思维方式上的严重冲突。韩先生对文学有所信仰，不认可平庸，为当下文学普遍性的不良倾向而焦心，所以出语沉重而尖锐，容易让许多人不舒服。孟先生同时是位文学史家，挥之不去的“文学史情结”总是逼迫他陷入“成绩总是主要”的思维定势，所以他总是强调当下文学水准的“难能可贵”性，于是就特别出场消解韩先生对文学“大好形势”的“裁判所式的宣判”。

孟繁华对韩少功的反驳是举例的。他从《小说选刊》2004年一季度刊出的小说中选出几篇他认可的“优秀之作”，其中有正好应该为韩少功“作证”的《小女人》等，赞扬一番。还列出了以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贾平凹领衔的三十人的优秀作家大名单（陈忠实、毕淑敏、迟子建、李佩甫等均单上无名），来“捍卫当下的小说形势，捍卫当下小说的高端艺术成果和他们的倾向，以解脱我们对小说总体评价的困惑和隐痛”。

韩少功对孟繁华的质疑，又以一篇短文略作敷衍。他只是指出了孟文如何犯有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反问：我明明只是说到小说中“两个较为普遍现象”，怎么就成了我对小说“总体”和“全部”的偏执的“裁判”？孟文的真正要害其实是对尖锐批评的不容忍，其逻辑错误是他故意为之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步入自己的文路。智慧的韩少功是不会觉察不到这一点的。如果韩少功不想敷衍，他完全可以写一篇与孟文相当的文章，用举证论述的方式，把《个性》中的观点淋漓展开，也就是没法让那些尖锐“及物”起来，那才是有力量的。但不知因为怎样的心理障碍，韩少功最终还是敷衍了。也好，他这么一敷衍，也就把孟繁华邀请过来，共同完成一次对“不及物”批评基本特征的现场解说：说肯定性的话、好听的说，尽可以放肆地指名道姓，大胆“及物”，但不及“真问题”；而说否定性的话，特别是说不动听的尖锐话，最好还是以“不及物”的玄说、泛说、空说为佳。

当然，要批评从“不及物”走向“及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种批评是以批评家的学养和勇气做抵押的。没有道理要求批评都亲近尖锐，但有道理要求批评都这样那样的“及物”；而真正负责任的“及物”批评，又没有办法躲闪尖锐，特别是当批评面对严重的文坛真问题的时候。就当下中国文坛情势说，期待批评有所作为，需要做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不可忽略的一件，好像应该是给真正负责任的“及物”批评以足够的生存空间。因为批评不从“不及物”走出，就休想摘掉它头上压着的那顶“失语”的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