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王元化二书读后

王元化二书读后

○ 夏中义

《思辨随笔》随感

(1)要揭示王元化1955年精神崩溃的症结。心因性。清园情结与革命经验的冲突，本是抱着清园情结所蕴孕的信念种子而走向革命（注意“一二•九”一代的青春情怀，从顾准、韦君宜、王瑶到王元化），但革命却倒过来要损害其追随者。无法承受灵魂的如此分裂。另一种“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这不是王国维层面的智不能逮，而是体制层面的不可容忍。那种植根于清园的纯真、诚信、博爱、独立、自由……那种本以为是安身立命、内心丰盈、灵魂安宁的普世价值（最可爱的），竟然在自己所热血参与与建设的体制内，变成政治上不可信、有嫌疑的另类，若不改悔，还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人格载体），这当然会引起精神断裂→心理上承受不住，则心因性崩溃。

（2）不是所有人皆会如此惊魂，但像胡风那样自诩神经粗壮得像缆绳那样，也曾心因性崩溃（崩溃与其说是神经性的，还不如说是精神性，政治—文化性的）。

（3）王元化所以是王元化，因为他有能耐还魂，能从这精神炼狱走出来，完成他的凤凰涅槃——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死鸟，因为他在精神上曾濒临绝境（1955年与1966年），亦可说曾死过两次，然皆未逝去。特别是第一次。天降大任于斯人矣。

（4）1956—1962年，雄才自古多磨砺，每一巨子诞生几乎都得遍体鳞伤地、血淋淋地重新站起（被打倒，未趴下，又站起，化为天空不灭的星辰），必先苦其肌肤，劳其筋骨，损其心灵，撼其魂魄。为什么中华民族历史要如此磨难其优秀子孙？司马迁式的人物——却丝毫没有士悲不遇之叹（这是王元化最可贵的地方）。

（5）导致王元化1956—1962年还魂的四个环节：

A．精神还魂——让其认清自己的灵魂深渊（借助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我没错，是命运作弄了我，从而让灵魂坚挺，毫无负罪感，毫无怯懦的知识分子的“原罪”印记；

B．思想补血——黑格尔给了他清明理智，穿透现代迷信，用思辨的力量去穿越政治蒙昧；

C．学术接骨——刘勰《文心雕龙》，寻找文学的艺术规律→胡风分子，胡风文论，被殃及池鱼，重新寻找美学支撑；

D．人格新生——熊十力的活法，学风与文风，生存方式与价值信念，合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楷模（魅力）。还有龚自珍人格。坚忍地、豁达地、自由地活着（生活在别处）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导致1962年后“阶级斗争为纲”，他也没动摇（假如说他青年时在北方铁道管理学院讲授《文心雕龙》是职业，而后则成了事业，以生相许的事业）。

（6）从王元化第一次精神炼狱经历可知，思想与学术便难分难解。比如黑格尔为他思想补血（启蒙、破除迷信），但此思想营养本是靠刻苦、慎密的学术训练才可汲得，从艰涩难读到见出黑格尔概念清澈得像没有杂质的纯水，十几册笔记，“韦编三绝”，学术中的思想，以思想来求学术（1960年代初），重点不是落在从西哲史角度来品评黑格尔的贡献，而是直接从黑格尔那儿汲取灵魂饥渴亟需的营养（这又近乎王国维1902年读叔本华，人本主义解读，生命体验）。又如读《文心雕龙》，撰《创作论》，无疑是学术，但其动力却是思想的，1962年是阶级斗争年（北戴河），又是《讲话》发表20周年（与冯友兰比较），王元化却旨在探寻艺术规律，何等眼光，胆略，且不停歇。

（7）从1962—1979年，长达17年，其思想、学术之关联，是在还魂后的“呕吐”，主要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又可说是立场、观点、方法。其实，立场或政治站位，在相当程度上可借“世界观”来代言，故改造世界观，也就指向政治立场——“知与行”的趋时显示。或曰世界观是立场与观点的统一、交互，互为制约的辩证，观点被统一了，立场就被整肃。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政党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义并非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林彪一语泄天机，那才是最高最活的处于巅峰状态的马列主义——主要不是读马，也不是读列，而是读毛，甚至读艾思奇，中国的日丹诺夫）。

（8）方法论与其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如说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9）由于世界观=党政立场+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前17年又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巩固专政（政治运动不断）这一语境，故王元化的“呕吐”在世界观方面，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历代政体的专制性的历史文化“解密” →韩非子研究，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的关系，倒过来，正因为当人体解剖变得不甚方便时，韩非子便成了王元化柳叶刀下的猴子了。百代一脉，万世一系。这是学术，也是思想，难分难解，温古知新，温故知今也（不是厚古薄今，也非厚今薄古）。温古是学术中有思想，知今是思想因学术而坚挺而坚忍而坚强；温古是有思想的学术，知今是有学术的思想。

（10）从解析韩非子→细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则是思想—学术之延续，从中国古代政治史→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皆为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密”。

（11）王元化在方法论层面的“呕吐”也是如此，比如对《实践论》为标本的感性、理性两分法，王元化用个别、特殊、一般三范畴所界定的知性分析方法去抗衡，并用马克思“从抽象回到具体”，黑格尔从“概念→观念”……这当然既是学术，又是思想。还有《矛盾论》→斗争哲学……从一般吃掉个别、特殊，综合便是一个吃掉一个，哲学中的血腥味，是对“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哲学提炼。这是学术，也是思想。

（12）王元化的“呕吐”是为了“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给自己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灵魂——若谓启蒙，那是自我启蒙。故当1978年新启蒙时，他已有了整整20年的思想、学术准备，无论是为周扬当参谋（人道主义与异化），还是主掌《新启蒙》杂志……

（13）1990年代当李泽厚已拿不出新东西时，王元化还在思考；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辉煌，到1990年代褪色了，他几乎没了学术，也没了思想，王元化则不仅有学术，还有思想。

（14）正因为“思想—学术”不仅是王元化对学界思潮的一种智性感应，更是其生存方式，价值信念，故不论作为一个学术型思想家，还是思想型学者，这已构成其安身之基，立命之本，人格之根。

（15）王元化比李慎之更多学院味。李慎之说：“王元化是做学问的。”

（16）与“百代皆行秦政制”相连的是政治恐惧，那种令人骨寒（所谓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惧，是王元化曾亲身体验的。

或曰怕坐牢房，勿当政治家；怕坐书房，勿当学者。其实在那特殊年代，对一个特立独行、自由思想的学者来说，也不仅仅是怕坐书房的问题，同时也是不怕坐牢房的问题（毛泽东说，鲁迅若不识大体，仍秉笔直言，便可能坐大牢）。像顾准那样拆下肋骨当火把，两次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当是不怕坐牢房的，但不怕，不是喜欢，否则他也不必在日记中有所掩饰（以致林贤治认为有两个顾准）。大凡执著于自由、独立的生命个体面对惨酷政体时也有恐惧，他比凡夫俗子优秀的地方，是未被恐惧压倒，不愿为赦免恐惧而交出自己的灵魂（北岛：我可以交出笔与纸，但绝不交出这个夜晚）——王元化也曾亲身体验这类恐惧。1956年后，当张中晓来信求援，王元化甚尴尬，后让石西民处理（柏山事件似也如此），这当然不是依附，而是借助政体中可能存有的若干隐性的、天良尚存的人格环节来减灾（无辜者所承受的蹂躏程度之减轻）。记得摩罗有文《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说俄罗斯帝国政体中的若干人事环节天良未泯，而为俄国文化保存了若干天才、精英的种子。

（17）亲身体验过历史的沉重的人，才明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诸如免于饿饥、恐惧……的自由，有多可贵呵！《人权宣言》。西方的，同时也是人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

（18）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王元化是实践者，半世纪如一日，至今不老。

（19）信念是魂，思想是血，学术是骨，人格是身→此属“道成肉身”，刘小枫所谓的“沉重的肉身”，有分量、有责任、能践履的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按自己所说的箴言来生活的生命存在，活出意义、圣洁、崇高。

（20）很难说王元化的思想—学术是属于哪一学科的——孔子式的无一艺而成名，即难以用某学科框架作参照来品评其成就，如熊十力之与中国哲学思想（由佛入儒），如杨树达之与中国训诂……王元化不是在纯知识学层面，而是对给定条件下的人生精神渴望的直接寻求。为了缓解心灵困境而去寻觅——如从黑格尔处觅得清明，不折不挠的思辨力，亦即康德所说，学会用自己的知性去评判的勇气，而不是从西哲史谱系去评价黑格尔。

（21）也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与学术首先指向“学在人生”，指向对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关怀。若谓启蒙，首先是自启蒙，把自己从那种官方、专制、令人窒息与蒙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这首先是针对自我的。这似与顾准不一，顾准首先是针对体制及其观念背景的。虽然两者不无关系。

（22）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罗曼•罗兰到熊十力、龚自珍，这是王元化从1950年初到1960年代的人格自期的“偶像”演化。从英锐到沉潜，但不失英锐；从激烈到雍容，但又不乏激烈——前者是好汉，后者是英雄。别、车是英锐盖过沉潜，激烈盖过雍容的；相比较，熊十力沉潜得多，但依然不失英锐。就人格风貌而言，王元化是偏爱个性突出的，对那居恭色庄的道德涵养，未必真正心仪。

（23）罗曼•罗兰曾有言：他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念——也因此，他可以孤独存在几十年，为信念而活，并不惧孤，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做人的价值根基，也叫境界。很难说，王元化当年的潜写作是为了成功。1960年代初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到1979年才出版，压了十余年（结果在1984年出版，发行达5万册），其实他比罗曼•罗兰还曾前程黯然。罗曼•罗兰缺少的是认同（因为他不屑于被纳入主渠道），而王元化实际上是被剥夺公开言论、出版自由的，但思想自由剥夺不了。抽屉里的学术与思想。有一俗念，似乎没有社会的即时效应就没价值，但王元化首先是为了信念——自己舔身上的创伤，自我调养，自我滋补，自我疗救——在引起社会疗救之前，先自我疗救——想当初这个蒙昧空间还不准疗救，甚至视疗救为大逆不道呢。久病成良医，1978年后，他成了明灯（肋骨的功能：火炬与灯，火把照亮一片，灯照亮一隅，别小看）。

（24）从人文学科专业分工而言，王元化是文艺理论家暨中国文学批评史家，1979年出版专著深受学界好评；后任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弟子颇多俊才）；但其影响又不囿于学科、学术，而是在有思想史意味的公共空间，凸显其精神存在。

（25）请注意1990年代后王元化的国际学术活动，也可见其襟怀之一斑，刘述先、余英时……

（26）王元化也是中共党内有“一二•九”出身背景的人物。顾准对现行体制的精神背景进行剖析，李慎之在1990年代为自由主义破题，看来未必偶然。

《清园近思录》随感

（1）王元化的学思历程，思想功力第一，文献功夫第二（胡晓明语）。

元化的学思历程实为精神历程，有生命存根、价值内存的学思历程，亦即在灵魂深处推动其学思历程的动力源自生命体验，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的价值忧患——“吾侪所学关天意”，虽无当世之用，然“学不干时”却“身更贵”，有来世之用，终极之用，当更显纯正学人的高风亮节。

（2）元化的学思历程可谓沿“立国→立人→立己”轨道而延展。

鲁迅是通过“立人→立国”（梁启超“新人”说）。为立人，导致鲁迅批判国民性；元化则倒过来，是从已经确立的政体发现此国并非自己的“理想国”（近乎闻一多：不，这不是我的中国！——尽管其价值忧患不宜用此诗语道出）。对非“理想国”的思想史批判，是借韩非子作猴体解剖（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制；更说过自己是秦始皇+马克思，马克思是指阶级斗争——夺权，秦始皇是指专制运作——用权。或曰夺权规则来自马克思，用权规则来自秦始皇）。

（3）王元化1990年代反思“五四”，其实是提出两种“五四”遗产问题。周策纵曾以提出两个五四运动而闻名遐迩。元化的两种“五四”遗产内涵是指作为价值根基与作为人格载体的“五四”遗产之间未必全然契合，亦即：作为价值根基的“五四”精神如“个性解放”、“人权本位”，此谓历史共识，却并未能全息地体现在“五四”先驱人格层面，如陈独秀与杜亚泉争论时，既不“民主”（激进主义）也不“科学”（不那么讲道理，知性陈述）。要害有二：A、激进主义者可能从激进而走向独裁（如刘师培，其实也是人格隐喻；又如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中共人士从建党→建政，也是从激进主义走向集权政体，从陈独秀→毛泽东）。B、王元化身上也曾有激进主义病灶，且自以为激进是革命者的人格标志。

（4）朱学勤有言：作为价值共识的“五四精神”（个性解放、反对宗法制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与压抑——鲁迅对国民性批判，即是清除宗法制文化所铸成的人格畸形）是一种价值选择（价值重估后的选择），而共同作此选择的先驱们，在人格层面则是参差不一的。亦即当历史选择如上先驱扮演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时，他们又是被选择的，故元化所忧心的四大要素：激进主义、庸俗进化论、功利至上，意图伦理等（陈独秀、蒋梦麟……）未必纯属“五四”新文化的产物，而是本土语境附加在选择者身上的历史胎记。或曰当体现“五四”精神的人物在本土语境分娩时，他们身上不能不带有历史胎记，这是先贤所不能选择的，犹如人生道路可以选择，出身—成分不可选择。相比较，胡适、杜亚泉倒似乎更具“五四”精神（人格层面）。

（5）“五四”精神—若就个性解放、民主、科学而言，《新青年》旗帜鲜明，但未必是《新青年》所独揽，这里似有个文化共同体，结构松散的统一战线（文化认同，同中有异），至少也应把《东方杂志》算在里边，犹如王元化也尊杜亚泉为“启蒙”。

（6）也正因为通过立国→立人→立己，则王元化自省便顺理成章。立己之动力定型：只有告别激进主义，才可能真民主（不走向独裁），才可能科学（知性陈述，科学精神，学术而后有立场，有思想，较为可靠），才可能博爱（怜悯，基督教背景）。

（7）激进主义在“五四”前已经风行中国，可从“革命”词语探源（陈建华撰）见出。这与其说是怕农民战争所致（从流民政治→流氓政治），更有其他根源：A、1840年以后的保种救国的政治焦虑；B、改革屡次受挫后的政治绝望→无政府主义式的“破坏” →意图伦理 →过把瘾就死→反正彼此皆不得好死。终究不是现代政治文明。

（8）鲁迅“法家的峻急与庄子的随便”，有其个性，也有其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心境（政治焦虑）：A、“法家的峻急”→激进主义→无希望的绝望反抗，故脾气很坏；B、“庄子的随便”—奋然前行而无所谓目标，故随便。

（9）鲁迅解剖自己，不亚于对他人的解剖，但主要是解剖众生相；王元化倒是重在解剖自己的。“立己”首先用精神去遮蔽，从自启蒙到再启蒙，从对专制政体的猴体解剖——秦制反人道的惨酷本质，到对中西专制的精神气质的辩析。前者旨在寻找自我厄运何以造成之根源（政制）；后者则指向此政制所以形成的精神背景，自己也是参与者之一。对前者而言，非如此，不能使自己灵魂得救（自己没错，是政体错了）；对后者而言，则非如此，不能使自己灵魂升华（自己的“理想国”赖以奠定的价值根基）。

（10）所有这一切皆由学术来支撑，来论证（犹如科学实验）。学术是对思想的实验性检测（科学假说经实验检测而成立，堪称可信—可靠度）。

（11）激进主义者自以为有政治道义的优越性，似与庸俗进化论有关，所谓“新的绝对胜过旧的”，“五四”新文化当然胜过一切。激进主义所以峻急，当在重政治功利；激进主义的“意图伦理”也不难解，只要设定目的是好的，嗣后一切不正当的手段皆可被解读为正当的（自以为是）——故抓住激进主义，可谓牵牛鼻子。

（12）分清“五四”精神的两种形态（价值根基与人格载体），可见王元化与李慎之之间并无大分歧。李慎之最想做公民教员，这与王元化“立己”—“反思”相通，王元化本身就是现身说法的公民教员（更能对症下药）。真诚，有血有肉地，指着自身活体的精神奴役创伤来现身说法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博导。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火炬，是在价值根基层面，而不是在负面人格载体层面——此可从李慎之文字见出。故李慎之与王元化殊途同归，在此一案，“南王北李”拟可成立——尽管丁东当初立此说，未必即指本议。注意北京《东方》杂志近载王元化《悼李慎之同志》，委实“同志”——和而不同，异而相融的同志。

（13）提出“新人说”、“立人—立国”者，自己未必已经全然兑现。或曰他们想成为新人，但身上还有旧的痕迹（价值理念为“新”，精神气质仍为“旧”），也有人价值、气质皆新些，如胡适（在某种程度上）。

（14）庸俗进化论是激进主义（政治立场）的理论依据；功利主义是激进主义的世俗目标；意图伦理是激进主义的心理图式（定势）。故抓住激进主义——先驱者的政治立场，便能聚焦。激进者视己为掌握历史必然的天之骄子（庸俗进化论便是其对历史趋势的学理式想象，将本属想当然的“应然”，无条件地等同“已然”）→从激进主义到拥戴独裁，其间委实有通道。刘师培的落寞与陈独秀的晚年醒悟，皆是例证。王元化反思激进主义不是跟陈独秀过不去，而实在因为那是“极左思潮”的源头之一（也是自己的精神病灶）。

（15）意图伦理——立场——实为党派立场，甚至是领袖意志而并非公意，抹煞私意、众意的公意，实为权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