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近年目睹之中国文坛怪状

近年目睹之中国文坛怪状

○ 周冰心

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得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于80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形成了鲁迅笔下荒芜的无人看守的“百草园”，美女蛇、人形的何首乌等牛鬼蛇神都氤氲于此，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的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90年代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进入了“文学（化）贸易”（内销和外贸）的消费时空（由电影、音乐、油画代表的文化贸易不在本文探讨之列），理想、先锋、启蒙、浪漫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6月5日的《文艺报》理论版上首提“消费文学”概念，直陈90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贴、反文学‘肆虐’”，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80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到90年代初期，陈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性“私小说”作家的涌现，将这种“个人化私我小说”发扬至极致，叛逆、自我、独行、神经质、敏感、性幻想都成为那个代群作家的一致叙事模式，《与往事干杯》、《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女人标本》等等，无一例外地在上述叙事谋略里起伏，她们为身份、性别和青春而焦灼不安，为消费社会的前奏作了暴风雨式的内心慌乱实验。

90年代中后期，一代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横空出世。她们无所顾忌，以“身体写作”和“下半身”思考示人，是得“商业文化”风气之先的最早一批写作者。她们热切期望得到全球化的“国际身份”确认，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周洁茹的《小妖的网》、朱文颖的《高跟鞋》、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等等，还有金仁顺、魏微、水果、王天翔、赵波、尹丽川、安妮宝贝、敏子、周瑾等人的作品，都用女性“身体”作为叙事媒介参与欲望、消费狂欢，构筑成绚烂纯粹的“消费文学”世界。文学界在狂热哄抬她们时，出产了充满商业诱惑字眼的“美女作家”符号。1998年，《作家》第7期杂志上甚至推出专号，将她们搔首弄姿的明星照与她们的小说同台亮相，这似乎成了后来这些作家出书的惯例，有书必有美女照。

作为“70年代后作家”的周瑾，她最初所出版的两本书：《淡缘浮世》（长篇小说，2000年1月版）、《爱就三秒钟》（中篇小说集，2000年1月版），扉页都有大量的作者明星照，取名为“周瑾印象”，每本书有数十张头像放大和霓裳重彩置身于别墅、外域景区的做作照片。还有长篇小说《咖啡洒了》（2001年出版），属“京眉文丛”之一；《月色撩人》（2002年出版），属“企鹅丛书”之一。这两部小说的幕后主编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界人士，后者是每年“文学大事件”非他编不行的白烨先生。但在周瑾书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时候，似乎没有能在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一篇中短篇小说。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上海《东方早报》4月8日文化版头条报道中，记者采访了中国不同阵营的一线文学评论家，他们也都称“从来没有注意和看过周瑾的作品”，甚至有人说“周瑾自1997年开始写作以来，2004年以前几乎不能在除了《中华文学选刊》之外任何一家文学期刊发表作品”。

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学专业研究者，我的研究一切都从文本说话。读完周瑾的上述小说，一个清晰的判断就会浮出海面，她的四部作品都表明作者无力营构操纵成熟的小说，自我而矫作的脸谱化人物，低端肤浅的叙事视境，格调暧昧低俗的无聊“读物小说”模式，物化实用精神的把玩宣扬，窘困乏味的叙事路径，以及小说故事整体把握能力的紊乱、涣散，再加之小说在修辞、语法、技巧、叙述追求上的“业余写作水准”，都使得她的写作素质有待提高之路迢远而漫长。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前文所提的白烨先生，居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崇高身份为周瑾撰写除《咖啡洒了》以外所有小说的序言，洋洋大观数十页。白先生还是许多著名“读物小说”如《上海宝贝》、《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及企鹅、布谷鸟丛书的“私人出版者”。他的序言都用“我几乎看过她已写出的全部作品，有的还不止一遍”这样极其喜爱的文字极致表达。在文中他提到：“我爱看她的这些作品，觉得这些既流贯着生活的元气，又充溢着艺术的才气的作品，读起来感受别样，很有意味。”只可惜“她写的几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均未正式发表过”。这是白先生流露出的一丝替作者惋惜和对文学期刊不录用的不满，但他自有鲁迅笔下“阿Q”式的排泻之道：“我相信，她会赢得自己的读者的，因为这个时代识货的读者越来越多，而识货的读者不会错过有个性的作者和特色的作品。”转而将赏识“优秀”作者作品的大任降于芸芸大众，这的确是白先生的高明之处。有意思的是，白先生在1999年10月为周瑾小说所作序言中的“预言”到2004年还没有实现，即找到除他以外新的识货者。这在周瑾已发表的绝少数小说《被世俗绑架》（《花城》2004年第1期）里得到有趣的自我影射，小说里叙述者“女作家——我”是一个出了四本书的人，但写作水平的自卑和毫无知名度都使主人公和她的家人、朋友不屑一顾，想当成名成家畅销得奖作家的愿望时时缠绕着她，她为之深为苦恼。这里顺便提一下，周瑾的小说《爱就三秒钟》、《候爱鸟》、《爱情教堂》等都写于出版前极短时间，这些根本没有发表的小说，却被很快印成了书，这不知是出版社的“仗义”还是别有“渠道”？上述专家白先生还用尽伟大的修饰语，形容作者是“杀进21世纪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由此可见如我辈等都不是“识货者”。

长篇小说《被世俗绑架》被第三届“春天文学奖”相中而获奖。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反复标榜“精神象征存在”的美丽女作家“我”，因为写作的不被认同（父母、男友水、以及姐姐，甚至女乞丐珠玛。）而陷入苦恼境地，于是她去成都寻找大夫“李明”奇异的情爱和出生路径，以期写出过去四部小说没有达到的“知名”境界，使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名人”，不再使自己处于被男友“领养”的境地，于是一幕幕故事牵强附会地上演：我和水的故事；我、水、珠玛的三角恋关系；李明和他的老婆的故事；捡垃圾何老汉一家的境遇；我与父母的紧张关系；我和姐姐的关系等等，都在“寻找李明”这个看似等同于“等待戈多”先锋性象征意味的预设中铺陈出来，“寻找李明”成了小说的“概念化”事件。这与2002年1月获《大家》“红河文学奖”的池莉中篇小说《看麦娘》形成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呼应”。同周瑾的小说《被世俗绑架》一样，池莉的小说《看麦娘》也是一个关于寻找主题的“散缀小说”，小说写“我”在6月21日那天想上北京寻找朋友上官瑞芳在演艺界混得极为风光的私生女、“我”的养女容容，然后就将上官瑞芳的疯、父亲的死、西太后、李鸿章、义和团、《辛丑条约》、美国死了两个总统、“一战”、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师生恋以及看麦娘（狗尾巴草）等不着边际的巨大集束炸弹信息杂糅在一起，发表貌似“受到创伤、疼痛”的议论，在她全知视角的无聊“抚摸”下，一切庄严、神圣、不朽的记录都成了“毫无美感、意义、价值”的叙事“腐尸”。周瑾的《被世俗绑架》和池莉的《看麦娘》除了叙事模式上的一致以外，甚至还在其他方面有着相同的命运。首先，《看麦娘》发表于《大家》2001年第6期，一个月后就轻松获得“大家文学奖”；《被世俗绑架》发表于《花城》2004年第1期，几十天后也获得“春天文学奖”，而这些奖都是年度奖，这让翘首盼望一年甚而更长时间的作者们怀疑是奖在等作品，这有点像婴儿等孕妇的感觉。其次，有趣的是，同时担纲两个奖项评委于一身的是某著名评论家。再次，也只有该评论家一人对得奖作品《看麦娘》、《被世俗绑架》大加赞赏，称《看麦娘》标志着池莉已然从“新”写实走向“心”写实，是小说精神的一次升腾。而称《被世俗绑架》是坚持理性写作的原则，拨开都市女性喧嚣生活的泡沫，对当下流行的酒吧、“酷”、身体、性爱文化等时尚进行了有趣的思考和消解。但通过阅读文本和检阅关于此两小说有限的评论（只能以《看麦娘》为例，《被世俗绑架》根本无人问津），也只有该评论家一人在自说自话，《被世俗绑架》的本文表达也与“春天文学奖”授奖辞相去甚远，《被》只能依然还是一个不成熟之作，不过几年过去了，作者显然在叙述追求、修辞、叙事能力上有了明显进步，但与一个成熟思考、有终极追求的作家相去甚远。最后，凡看到《花城》2004年第1期的读者，都会在内心画上大大的疑问，作为评委的该评论家居然与周瑾在《被世俗绑架》文后煞有介事地在对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大赛前的热身或演练。

另外，据有心的记者细心开掘（《东方早报》4月8日C9版头条，记者陈佳），发现“怪现状”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早已推翻，由白烨等任评委的“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周瑾赫然作为“进步最快的作家”候选人，入围作品居然也是《被世俗绑架》，但该小说发表于2004年，这可能也是迫不及待的预支结果。

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怪现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