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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消长

○ 陆　峰

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有言：“语言决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ia）。”他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讲话，语言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活动之中，而不应把语言视为僵死的制成品。质而言之，普通话，上海话，作为语言，都是那么样一种活动，而它们所代表的则是当下的时代精神。

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流通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普通话作为全国普遍通用的标准化语言，首先它具有自身的优点所在，它音素简单，容易学习，轻重分明，语言具有乐感和色彩，同音词分化，词与词之间界限分明，讲起来节奏舒缓，抑扬动听。另外，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而与其所接近的讲北方方言的人口占全国的70％，而自“五四”以来我们所使用的白话文均以原来的“官话”，即现在的普通话为基础。

就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那样，提倡讲普通话，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交流。特别是在当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全国统一讲普通话，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精神所趋。2003年6月15日起施行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就是最好的体现，其中应该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员包括1.教师和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2.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3.影视话剧演员；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5.师范类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影视话剧表演专业以及其他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6.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应该接受测试的人员。这也就是说，教师、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在国家单位、学校、企业及其他公共场合都要求讲普通话。

深有意味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员来中国寻求发展，一些外国人也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学习这样一种普通话的热潮，且不论中国大陆的“洋笑星”大山的相声小品说得多好，据新华网上海2003年12月15日电（记者刘军），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共28个国家的63名选手，12月15日齐聚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参加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大赛的主题为“新世纪的中国”，旨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新时代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挥中国在世界汉语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外国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强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理解。2002年，我国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比赛，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国内外各界希望我国继续举办比赛并将其办成世界汉语奥运的强烈要求，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决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中文大赛。在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North Chinese Community of Canada) 这样一个社区性民间华人团体，以祖国情谊和普通话为纽带自愿组合，其工作重点与宗旨也在于发展壮大普通话社区，关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那么上海话呢，它是上海民众日常生活所讲的方言，是吴语系统中一种土著语言形式。回顾上海话的生成历史，明、清时期它受松江、嘉兴、苏州等地的语言影响很大，特别是在近代，随着宁波话、苏州话大量进入上海人的方言系统，成为今日上海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上海话还不是那么的简单，它代表着一种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上海话是和当前甚为流行的海派文化维系在一起的。首先，上海话代表着江浙一带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俗。语言和民俗间就有互相渗透的关系。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写道，“辰沅靖州蛮，男女未嫁娶者，聚而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在《红楼梦》里王熙凤在打趣黛玉时也说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在南方方言里，“喝茶”叫“吃茶”，“小碗”叫“盏”。另外，南方种茶，民间有喝茶的习惯，种茶树时必须用种子种，不能幼苗移植，这就象征理想婚姻的从一而终，忠贞不渝，于是人们也有用“吃茶”指女子受聘。

上海有其土生土长的剧种沪剧，它富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音乐比较柔和、优美。主要曲调有“长腔长板”、“赋子板”、“三角板”等，委婉动听，带有江南的水乡情调。沪剧拥有众多的著名老演员，如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石筱英、王盘声、杨飞飞、汪秀英、王雅琴等，深为广大观众所欢迎。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中国昆曲艺术，相传是元末明初昆山人顾坚始创，昆曲又称昆（山）腔，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地方言为主要语言形式的。上海还有一个剧种，那就是滑稽戏，就像王安忆在《上海的吃及其他》中写的，“它是裸露的粗鄙，反而是天真了。那热蓬蓬的现世的欲望和性情，很见精神”。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的《老娘舅》，上海东方电视台文艺频道的《红茶坊》都是两档收视率比较高的沪语情景喜剧节目。

上海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能够用文字表达的，它也是能写成小说的，比较著名的是一部《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是松江人，书中人物的语言全是吴语；而另外在“五四”以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了。就如陈思和所评论的那样，“小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长处是用了上海方言写小说。从《海上花列传》以来，用苏州话来写小说成为民国时期南方通俗小说的一时风气，而这部小说里顾秀珍和其他上海人所讲的，却是旧时上海地区的方言。严格地说，上海是个汇合了八面来风的地方，并没有稳定的地方语言，一切都随着时代风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今天来读这部小说，即使是上海人也有点困难，许多口头用词都已经淘汰。但我在阅读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我的外祖父生前的音容笑貌，因为小说里所用的语言，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我的外祖父一代人的感情表达方式，或可以说，如果要了解旧时上海市民的口头语言，它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教材。”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当前，上海话处在非常尴尬的情境之中。问题之一是人们对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普遍的成见。认为这是上海人的一种语言的歧视，而更进一步来说，他们还认为这是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是上海人普遍的排外倾向。“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100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就有3个，“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现在都在提倡讲普通话，但是，很少上海人能够做到”……上海人对上海话的维护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在商场、便利店里的服务员讲上海话；当着外地人的面讲上海话，乃至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比他们在上海更讲上海话。特别是在外地人面前大讲上海话，这已经成了上海人的“集体无意识”。当然，从深层意识上分析，他们要表现的是自己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感。诚然，语言代表一种权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其他地方相比，上海代表着一种强势文化。大家都认为上海人精明，而他们在这一点上却犯了傻，面对外地人大讲上海话，这只能造成人们对上海人更大的偏见。也许这就是上海人在文化心理上所存在的偏见，上海人特别喜欢称他看不上眼的人为“乡下人”，他们的这种偏见思想特别的严重，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就连在一座城市里，“上只角”的看不起“下只角”的。

但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愿意到上海来发展，很多人还是认为要融入上海，必须学会上海话，从当前“沪语培训”的火爆场面就可见一斑，乃至在台湾，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上海的图书，其中很抢眼的一本就是《简明上海话教程》。又有消息说，一名上海姑娘和人合作在上海主持一档节目，就是教说上海话的《三通教室》，长达70多集。就像申小龙在《语言的文化阐释》中所讲到的那样，“当一个人在母语之外选择了另一种区域或民族用语时，他需要在心理上作出各种价值调整与角色调整，以协调两种语言对他的文化忠诚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失衡。”上海以外其他区域的人们以至台湾人、香港人都来上海并学着讲上海话，这只能说明上海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及其魅力所在。也许，这种强势文化的优越性才是上海人盲目的自大导致的上海话现今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所在。

当然，一方面是讲上海话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势，而另一方面，则纯粹是在上海这个文化语境下现实的方便。我不是上海人，我的上海话也不是很标准，但有时在购物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用上海话和服务生打交道，其根底上也是出于心理上对自己的某种保护，听到人们用上海话和服务生说“小姐，来杯茶好伐”，“先生，侬过来一下”这是多么自然、方便，无形之中这服务生要比你用普通话召唤热情得多，仿佛这样大家就是自己人了，无形中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许这就是大家争着学上海话的原因所在。

尽管人们还是想到上海来，想要学上海话，但又引出了问题之二：上海话特别难学。对于占全国人口70％的北方方言区的人们来说，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方言区域自由地交流，但来到上海，面对着上海话，他们就只能干着急，听上海话和听粤语没什么分别。就像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写到的那样，“但上海人就不允许别人讲不伦不类的上海话。有人试着讲了，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求他‘帮帮忙’，别让他们的耳朵受罪”。

在前不久召开的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毛海涛递交了《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的提案。他认为，在城市外来人口日渐增多的趋势下，讲杭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便会使杭州丧失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独有的个性，提出要在非正规场合“提倡用方言交流”；同时还建议对全国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所有的省会城市的方言都进行保护，“不要让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性历史文化缺失掉”。社会学家郑也夫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是保护方言的时候了》的文章。

既然有人提出保护杭州话如此，那么，保护上海话更应该如此。

而且，现在不会讲吴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人普遍没有吴语朗读能力，甚至听不懂吴语的书面语，反称吴语词汇少、有些词不能说。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上海话托福考试”那样，相信那些土生土长的上海孩子也未必能答得上来。

其实，普通话也好，上海话也好，各有各的优点，同时也各有各的不足。上海话代表着江浙一带以上海为中心的独特的“海派”文化，代表着这一文化深层的历史传统。普通话呢，这是一种信息交流，是全球化的大的趋势。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可以从自己入手，反思一下你自己，就以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掌握一点文化的人来说，我们有自己的方言，同时我们也会普通话，懂英语，那么我们平时想问题，想心事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哪种语言呢，我想，大多数人回答会和我一样，“是普通话”。确实，对我们来说，普通话是最方便交流的一种语言，也是我们能最熟练运用的语言。我们平时看的文字，听到的广播新闻，也都是用普通话来表达，相信，当我们进行商贸谈判、学术交流的时候，有些意思并不是我们用方言所能恰当表达的。普通话之于我们完全到了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另外，还有种奇怪的现象。在大学教授间，在政府官员，公司经理这样的社会高层人士的日常交流中，尽管他们可能都是上海人，他们都能熟练运用上海方言，但他们还会选择普通话进行交流，尽管有时候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是非常的标准；在市民中，像售货员、服务生、公交司机这样的从事服务性质的人员，尽管他们会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可能是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流利，但他们还会选择上海话。其实，这就是普通话、上海话作为两种语言在上海的权力之争。语言，代表着一种权力，人们在下意识里语言的选择其实那也是一种权力的选择。在市民中，他们选择上海话，选择这种语言进行交流，乃至和外地人交流，这说明了他们是依靠上海话背后的上海，上海的文化经济优势来作为交流的心理支撑，他们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一种弱者。这是一种弱者的保护意识，借此以表示自己的强大。而作为社会的高层人士，普通话代表着文化，代表着精英意识，“新闻联播”里用的就是普通话，在他们眼里，上海话就代表着市民气，代表着俗气。

一般说来，90年代以后出生在父母有一定文化层次家庭里的孩子，他们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小学、幼儿园，他们日常交流往往是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母语，这既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又令人担忧。作为上海人，特别是对于上海市民来说，上海话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纯粹、最本质的语言，朋友间用上海话来进行交流，这是朋友最亲密无间、心贴心的表现；父母和孩子间用上海话会话，这才是最舒服的家庭关系。可悲的是，上海话成为了上海人一致对外的表示，上海人对着外地人大讲上海话，这才是人们如此痛恨上海话的原因所在。我们提倡讲普通话，这是指在政府机关，在服务行业，因为需要，因为方便交流。上海人并不是不会普通话，相反他们的普通话还讲得相当好，他们纯粹是把普通话和上海话用错了地方。普通话、上海话，两种语言共荣共存，和谐发展，这才是作为上海人真正该作的。在上海这个市民素质已经达到了相当层次的城市里，提倡普通话，应该是更好地提高公务员、教师、服务业人员普通话的准确性、标准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话的习惯。他们并不是不会讲普通话，而是在公共场合他们不愿讲普通话，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文明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上海话将来可能会导致的退化、缺失，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隐患所在。“推普”，将普通话从孩子抓起，这是内地边远地区应该重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