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生存的视野

生存的视野

○ 黄忠晶

陈家琪先生曾惠赐大作《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及至见到邓晓芒先生评论该书的文章《涌动的视野》（载于《书屋》2002年第9期），我的写作情绪再次涌动起来，终于有了下面的文字。

一

“文革”，既是家琪兄这本书谈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晓芒兄文章评论的重点。晓芒认为，“文革”中同一词语有两种不同的视野，即价值论的视野和知识论的视野；家琪理论上最大的混淆是把这两种不同的视野混为一谈，他将本来是价值论的（“左”的）语境统一看成是知识论的统一，将非反思和不准反思看成是“过分反思”，因此，他不是从价值论的语境超越到知识论的语境（反思之路），而是在价值论的语境中反其道而行之，从忠、纯情和追求崇高跌入遗忘、痞和渴望堕落（怀疑之路）。家琪选择的走出“文革话语”之路，不是揭穿它不是什么“客观真理”、是虚假的幻像，从而寻求另外的客观真理；而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客观真理，坚持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

晓芒引用了家琪书中大量的话语，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拿晓芒的文章和家琪的书仔细对照，我不得不说，晓芒的这一总体评价是不准确的，其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试辨析如下。

“文革”话语是价值论的统一还是知识论的统一？我觉得这样提问首先就假定两者非此即彼。为什么不可能既是价值论的统一，又是知识论的统一？家琪对“文革话语”的批判，既是从价值论的角度，也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这是因为，“文革话语”的统治本身就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价值也好，知识也好，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家琪书中有多处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批判“文革”话语体系的。例如，他在谈到人们比着“做好事”时说：“这里没有是非界限，有的只是‘真心诚心’中的‘诚’。心诚则灵，一点不错。”（《沉默的视野》第28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这一批判角度与晓芒的意思并无什么不同。

家琪在书中对事情和事情的意义作了区别。人们通常所说的真实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些事情所具有的“真实”的意义。意义本来应该因人而异，为了统一思想，就把事情与事情的意义混为一谈，全说成是发生在我们身外的“真实”。“文革”话语语境或视野，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事情的意义全靠几个主题词支撑着。家琪认为，问题不在如何还原这些主题词也就是“永恒命题”，而在于看这些“永恒命题”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样子，如何使我们信服并不知不觉也变成了我们的话语方式和对“真实”的信念的。（第48页）
这里应该既关涉到价值论，也关涉到知识论。既然“文革话语”本身关涉到两者，而且是两者不可分割的结合，家琪的分析议论就谈不上是“混淆”，而毋宁说是切中要害。如果只攻其一端，则可能偏了方向。

晓芒认为家琪理论上最大混淆的一个表现是，将“文革”误区说成是“过分反思”，而不是“不准反思”和“非反思”。我仔细读了家琪书中有关内容，没有看出这样的意思。当谈到反思或非反思问题时，家琪主要是指自己的态度，特别是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反思或非反思，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事情。“文革”期间究竟是反思过多还是根本不能反思，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就占统治地位的话语视野而言，用反思或非反思去界定它，恐怕没有什么意义；但得承认，它也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关于反思或非反思问题，家琪的态度是，“在反思中以非反思的方法对付过分反思的自我症状，这是一个类似于悖论的怪圈，然而又正是我们现在从事思想活动时必须有所警觉的着眼点。”（第151页）“在反抗过分反思的同时，也反抗着遗忘和无所谓。”（第184页）我很认同他的这一基本思想和态度。

与此相关联，晓芒认为，家琪选择走出“文革话语”之路，不是反思之路，而是怀疑之路，从忠、纯情和追求崇高跌入遗忘、痞和渴望堕落。

晓芒的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即以上面所引家琪的话（“在反抗过分反思的同时，也反抗着遗忘和无所谓。”）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家琪走出“文革话语”之路既是反思的，又是怀疑的；不怀疑如何反思？

这里有一点须辨析清楚：所谓的“怀疑之路”或“绝对的怀疑主义”是否一定导致遗忘、痞和堕落？我觉得要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区别开来。虚无主义就是晓芒所说的遗忘、痞和渴望堕落等等，而家琪所持的态度是怀疑主义而非虚无主义。

家琪承认，“文革”之后出现虚无主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他并不认同这种虚无主义。他说：“中国文化未经真正（指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洗礼。说是好事，是使中国人从无文化认同上的危机感；说是坏事，是这些纯属理论上的纠缠未成为真正的学术问题，使学术的纯粹性始终得不到学界的承认。而‘全知全能’和‘纯主观也就是纯客观’的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遗产在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倒可能遭致真正虚无主义的腐蚀，而且是从骨子里弥漫开来的虚无主义的腐蚀。”（第38页）这里怀疑论与虚无主义不仅区别开来，而且是对立的。

他还说：“人开始生活在抽象观念中，为抽象观念而厮杀、而献身，到最后再走向反面，全然不信任何观念性意义的价值引导，这恐怕是‘文革’以来对我们民族心理素质的最大损害。”（第87页）这里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痞”也不可一概否定，它在破除“文革”话语神圣化方面确实有作用，所以家琪也谈到自己某种渴望堕落的欲望，但他在这样谈的时候，同时就超越了痞和堕落等等。在病重动完手术的当天下午，他编了两首打油诗念给妻子听，有“大胆”、“无胆”、“听话”、“党”、“革命”等字眼。他说，这是“想拿语言开开玩笑而已”。（第36-37页）你也许可以说他痞，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含泪人的嘲讽，认真者的玩世不恭，根本不同于骨子里透着虚无的那种。

家琪对此说得最为透彻的是下面一段话：“必须从‘一种真相’中走出，为的是‘快乐地生活’。这一点，注定了我们这些‘出走者’是叛逆者，是毁坏神圣和乐意看到精英们在‘另一种真相’面前无地自容时幸灾乐祸的凡夫俗子；然而既然是出走、叛逆和幸灾乐祸，也就不可能‘快乐地生活’，于是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在说出‘另一种真相’的同时再走出、再叛逆、再对自己无地自容而幸灾乐祸的无休止的自我纠缠之中，有时甚至也暂时冒充为神圣的维护者和抵抗堕落的精英。”（第246-247页）这里“快乐地生活”也就是晓芒所说的遗忘、痞和渴望堕落。

家琪在书中花了较多篇幅对比布莱希特和汉斯•昆的诗歌，并自己改写他们的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认同“渴望堕落”和享受生命的“诱惑”的同时，又在极力抵抗着这种诱惑。而且这似乎是一个永无止息的过程。（第249-253页）

晓芒称家琪为绝对的怀疑主义者，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客观真理”。通读家琪全书，我发现，他确实整个对“真理”这一概念产生了怀疑。前面关于事情和事情的意义之区别，就表明了这个意思。既然人们通常所说的事情的真相、真实、真理，其实只是事情的某种意义，因人而异，人言人殊，那就确实没有什么纯粹客观的真理。

晓芒说这种怀疑主义是绝对的，大概是指它十分彻底，即“怀疑一切”（类似于马克思的座右铭）。令人奇怪的是，马克思尽管怀疑一切，却耗费一生心力写出《资本论》这样的巨著，他至少并不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真理”。

我想，一个怀疑主义者如果真正彻底的话，就会连自己的怀疑也怀疑。因此，在似乎否定一切的同时，他又必须有所肯定：一方面“动摇或瓦解理性本身的那种无情的彻底性和自信心，使我在追求知识的系统化中不致‘变得片面’，变得‘敌视人’；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自身的那种非常内在而又深切的迷惘和痛苦。”（第194页）

晓芒将这称为家琪的自我矛盾，意思是不应该有的，是走错了路（怀疑之路）。我认为这是题中应有之意，属于正常态。家琪并非被动地感受到这种矛盾，而是主动营造这种矛盾。他在书的上篇结尾处说：“让视野沉没，让隔膜、生疏、断裂、陌生，成为生活的真实。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感受孤独；只有孤独者，才可能对现存的一切重新发问，并为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所激动，从而与生活发生新的联系。”（第145页）

晓芒评论说，由于家琪走着这条怀疑之路，表面看来走出了一段漫长的思维进程，实际上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式的智巧”上来，还停留在原地，一步也没有挪动。

家琪书中确有多处谈到中国式的智巧。他在谈真相的诱惑时说，对此采取一种不置可否、泰然自若的态度是中国式的智巧。他是采取这种态度。（第253页）

在另一个地方他更集中地谈到智巧问题，认为这个词足以概括中国人的品行、性格乃至文化特征。它在当代的表现则是“五不讲”（不讲原则，不讲道义，不讲明天，不讲规范和不讲同情心）。“文革”期间，有人在走资派下了台后设法接近并讨好对方，家琪说这样的人就是智巧之士。（第137-138页）

家琪承认，给中国社会的改革带来大气象的，恰恰是慈禧、袁世凯这样的智巧之人，而不是谭嗣同这样的志士仁人，这是一个事实。（第139页）但家琪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赞赏或认同这样的智巧之人，而毋宁说他对中国人的智巧是深为厌恶的。

他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对中国人的智巧深为厌恶，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又不得不表现出自己的智巧，否则无法活下去。“文革”之后是“视野的沉没。‘文革’、‘知青’年代的浪漫与理想渐渐让位于心计的智巧和功利的筹谋。”（第140页）与此同时，他又在不断地抵抗着这种“转型”：“人其实都走不出自己的‘一时需要’和‘成败标准’；走不出而又要努力使这种‘需要’和‘标准’尽行剥落，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卓绝努力。”（第214页）

当家琪坦然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免不了中国式的智巧”时，他就超越了智巧这一层面。例如他问：“难道我们真就这样几十年、上百年不变地在真相与诱惑面前如此熟悉地泰然自若下去吗？”他的回答还是不置可否。（第253页）也就是说，他对不置可否这种态度本身也是不置可否,对智巧本身还它一个智巧——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我对家琪的印象，他不但没有中国人通常的那种智巧，而且是一个不断的不识时务者。在认为必要时，他对社会事务不仅不会置身事外，反而会顶着风强行出头，“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的事例在他的书中也有反映。

二

家琪的书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文革”话语力量特别强大，其影响无所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骨髓。我觉得这种话语力量似乎并没有那么大，它主要影响着知识阶层，而且只对其中一部分人特别起作用。

家琪在给我的书上题了几个字：“我们共同的生活。”书中所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佛，经历也大致相似。但生活相同，体验和感受却并不必定一样，思想观念也会有所差异。例如年龄、经历相仿佛的晓芒在谈到家琪对“文革”的体验时就说：“但这与我对文革的体验是多么相悖啊！”他说，当年狂热投身于“文革”，主要不是出于知识论上的原则信念，而是由于信仰。

读了家琪的书，首先感到的不是他那深刻透彻、细致入微的语言分析，而是他对个人经历的叙述，特别是他与父母的关系。这使我比较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说和这么做，也使我比较知道我和他在感受和思想上相似和差异的原因之所在。

家琪一再表明，他所谈的都是他个人的感受和想法，并没有把这些夸大为普遍真理或真相；但偶尔也不免智者之失，将这种感受普遍化。例如他在分析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时说：“父子母子的亲情与对党的热爱比较起来微不足道，这已成为常识，就像1+1=2一样。”（第35页）我不知道这一代人中究竟有多少当时真正具有这种感情，至少就我而言，说来惭愧得很，还是将父母的亲情看得更重一些。也许有这样亲情的不仅仅是我一个。

家琪谈到“文革”时说：“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自己的战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奉献给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越‘远’、概念上越抽象的东西也就越实在、越重要，我们谁不是这样？”（第65页）这个反问句的意思是肯定的：大家都这样。而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即使在当时，真正具有这种态度和情感的，并不一定是多数。

“文革”的始作俑者当然希望用“文革”话语掌握群众，一统天下，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表面看起来做到了，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他们在做到的同时，又催生出许多他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真正深受“文革”话语影响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虔信“最高指示”，对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类似宗教信徒。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这样一副虔诚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们多为年轻人。

还有一类人联系中国国情认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他们的文章（大字报、小报）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语的清新语言和有些独特的内容，因此被当局视为异端，影响较大者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极为悲惨。虽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求突破“文革”话语，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语境之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他们之中也多为年轻人。

大多数中国人参加“文革”，积极活动，与其说是受“文革”话语影响，不如说是受利益驱动，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本于生存的需要。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在单位受领导压制的人、“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受过各种处分的人等等，而各单位领导的红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保皇派。参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论上有什么认识，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那些高举毛泽东语录打派仗的人，一个个心知肚明，其实谁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来，就尽可能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过运动群众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众实际上也在利用领导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知识青年等都希望通过运动来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是“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像三年大饥饿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闹着回城，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前的）闹着返城，就是显明的事实。他们也有组织，也是什么兵团、司令部。“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些非主流现象，而我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质意义。老百姓一旦认清这场运动实际上与自身的生活改变无甚大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消极起来，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参加了。

晓芒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一代人。这一点，没有别人能够比我们更有资格。”他还说：“迄今为止，我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每一点收获，几乎都直接间接地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反叛有关，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我们自己。”家琪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从他的书可以看出，他大概也会认同这些话的。

我不太认同这番话。

首先，我觉得年龄在这里并不重要。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只要他具有相当的思想素养，同时又有兴趣，都有“资格”对“文革”说话，并能作出深刻的分析评论，哪怕他没有经历过“文革”。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后人，他们谈起“文革”来，可能比我们更为明白透彻，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次，即使与我们年龄相仿佛的这一代人，又岂可笼而统之地称为“文革”的一代？记得1966年“文革”刚刚爆发，我所在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得知高考无望，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离开学校，随即嫁了人，在整个“文革”期间，平静地过着小家庭生活，“文革”运动与她有什么相干？

即以我个人而言，看了家琪的书和晓芒的文章，觉得自己受“文革”的影响要比他们小许多。家琪能够写出这样对“文革”分析深刻的书，我就写不出，我想，原因大约就在这里。

我并非没有参加“文革”运动，但没有他们说的那股子狂热劲。原因在于，此前已有一个东西深刻地影响了我，那就是三年的大饥饿。大约从1959年到1961年，有三年时间，我没有吃饱过肚子。在经历这一事件之后，随着肚子的根本变化，我在精神上完全变了一个人，它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应该属于“饥饿的一代”。至于“文革”，那不过是大饥饿时期之后顺理成章的一幕而已。待到“文革”开始时，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已经基本定型，没有什么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它。所谓的学术和思想，只是起着一个让这种感受澄清或透明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

由于这种情况，倒是家琪书中一些偶尔顺便一提的内容给了我更深的印象。他说，“也许六十年代初的灾难更多，如大饥饿，但在我开始有思想的那段日子里，耳闻眼见的主题是美好。”（第24页）全书提到大饥饿时期大概只有这一句。对我来说，在经历了大饥饿之后，所谓的“美好”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如小说之中。

1988年，家琪和我各自为一本书的出版同在南昌。闲来无事聊天，在谈到某个大人物时我们争论起来，最后他生气了。我虽然假装没有生气，但心中颇不以对方的看法和态度为然。现在想来，真正是在生闲气：我们两个在理论或思想上都太较真了。犯得着为某个人而坏了咱哥们的和气吗？究其源，也许就是由于各自受“文革”和“大饥饿”的影响分量之不同。

家琪在书的开头提到：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双皮靴；萨特据此发问，在一个存在着饥饿的世界里，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第17-18页）（实际上萨特接着还说，面对一个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他的小说《恶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家琪写这话时，是在一种自嘲的语境中，而我却觉得这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此我对托翁和萨翁的敬重要大大超过那些纯粹的文学家。这两大文豪是以生存的视野看问题。从这一视野看，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严重的事件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三年大饥饿，虽然另两个事件也是十分重大的。

家琪说，他特别想喊出的一句话是：“生活中真正可怕的事莫过于用历史（其实也只是一时）的成功来为通往成功的不择手段开脱罪责；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使被历史所掩盖或隐瞒了的‘错误’再显现为‘事实’或具有了别样的关联方式而动摇我们业已无意识化了的‘知识组构’。”（第215页）

我当然很同意这一看法和态度，只是觉得他说的还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生活中更为可怕的是，明明是一个历史的失败，却被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说成是辉煌的成功，或者至少不是人为的灾难。三年大饥饿最初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直到现在，人们在提到那个时期时，还都不自觉地冒出这个词来。后来，“中国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普遍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已经是一个包裹不住的显明事实，于是又被说成是“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这个词仍然包含着某种掩盖或隐瞒。真正不加掩饰的说法是：三年大饥饿时期。

我们这些饥饿者当时都相信“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导致饥饿产生的说法，因为话语统治的力量太厉害，我们无法知道真相；我们能够感受的只是周围一片地区的情状，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上面说什么，我们就只有相信什么。

即使如此，生存的视野毕竟是更为根本的，它比“文革”之类的话语要强有力得多。十分有趣的是，真正洞穿事情真相的，并非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而是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农民。在忆苦思甜会上，老贫下中农先诉了一番旧社会受的苦，然后话锋一转说：“旧社会再苦，也没有‘过阶段’（指大饥饿时期）苦。”他们告诉知识青年，他们这个村，饿死了多少多少人。如果这时有公社干部在场，就会阻止他们说下去。据我所知，这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情况，在当时决不是个别的。我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场面。这是真正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此看来，从根本上动摇话语统治的，首先和主要不是别一种话语，而是人的生存状态本身。

家琪书中有句话：“如果政治成为了政治家们操作上的事，成了哲学家们思想中的事，老百姓们日子要好过得多，而老百姓们的日子好过无疑更重要。”（第86页）他把这句话放在括号里，而我觉得它比括号外的话更重要。大饥饿的事实带来的警示，也就是这一层意思。

第一次见到家琪兄是在1981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他在会上发言，具体谈什么问题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脸涨得通红，十分激动地说：“让我们发个誓，在学术见解上，从此只说真话，不说假话！”我凭直觉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性情中人！”当时我为他感到难受，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说的时候内心一定十分痛苦。我也许不会当众说出自己内心的誓言，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誓言，但喜欢能够这样说的人。及至读了《沉默的视野》，我觉得他仍然在说那句话，只不过把一句话变成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