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王府井51号

王府井51号

○ 郑荣来

“51”这个门牌号，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却。1965年8月底的一天，我从上海某校毕业分配来到报社，在大门口首先看见的是一块牌匾，上有毛主席题写的“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另有一块小小的门牌，上书“王府井51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记牢的一个门牌号（老家、小学和中学在山村，都没有门牌一说）。我此后给亲朋好友写信，都特别告知此地址，直到15年后报社东迁。

这里地处王府井闹市，左邻右舍都是商店，门前一道四五十米长的围墙，拉开了我们和喧嚣的距离。但我们的办公室大都临街，大街上的嘈杂声却无法阻挡。只是因为习惯了，也就充耳不闻了。那年我们在河南叶县干校，听在报社五楼传达重要文件的录音，扩音器里不时传出来的，竟有王府井清晰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笛声。忽然感到很新鲜，我们不禁都笑了。

报社自1949年3月15日从石家庄搬迁至此，在王府井做了30年的住户。世事漫漫，也是沧桑陵谷。这51号里的建筑，原来全都是平房，到1952年和1957年，先后盖起了两栋办公楼。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后一栋新楼落成不久，在4月10日这一天，我们的第一任总编辑邓拓，就因被批评“死人办报”，对中央新精神“无动于衷”，而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不久以后，他被调离站了8年的岗位，官贬北京市。又一个8年后，“文革”初期，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又被拿出来发难，作为大批判对象。蒙冤16年，书生无奈，但在51号里，却留下良好的口碑。

我刚到51号时，就不时听说他的好处：他政治责任心很强，经常参加完重要会议，便亲自赶写社论；他是写作快手，经常边写边发排，让秘书送车间，写一页送一页，从未误过出报；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从不对部下发脾气；他能力出众，早露锋芒，28岁当《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辑，36岁主持编辑第一部《毛泽东选集》，37岁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知识渊博，能文能诗善书法，是文坛才子。我报到上班的第二天，我的入门老师张大姐，就教我怎样接电话——要问清楚找谁，如被找的人不在，就问清要不要转告，并留下对方电话，不要生硬对付：“不在！”啪！把电话撂了。张大姐说，这是她当秘书时邓拓同志教她的。

许多人都记得的，是他告别报社时写的那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有些同志把它抄录下来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为书生气所累”，大家似乎都明白，这是邓拓积20年经验（还不包括其后的磨难）的一种感悟，也是他对“政治家”的含义的心灵体验。

我那年初来乍到，很有些名人崇拜的心理。对本单位的名人，都闻之肃然起敬，乃至把他们当牌子。邓拓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他那才气横溢的文章，却仍让我读之如高山仰止。而作为政治家来接替他的吴冷西，我们对他却有远若广寒宫之感。他身兼数职，我们难得一见，偶尔来报社，也只是开编辑部大会之时，他在台上做报告，我们在台下聆听。只有几年之后在河南干校，他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与我们同为“五七”战士之时，才有近距离的接触和对话，才清楚地看到这位独眼政治家的尊容。不过偶尔的交谈，却让我们感到其见解之高屋建瓴，特别是对世界大势的点滴评论，更是时有让我们敬佩之论——他到底是曾经主持“九评”文章写作班子的班长！

颇有意味的是，吴冷西在政治上的浮沉，竟应了“七八年来一次”的预言。在51号里，邓拓大约在位8年，吴冷西也大约干了8年。他们虽然都有过人的才智，却是无法预料更无法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人物，至今想起他们来，仍然心存敬意。

也是巧得有意思，吴冷西被明确宣布丢权，也是在四月初。那天，康生明确批示：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唐平铸审阅修改（唐是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后为《人民日报》代总编）。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经历了信任的危机，不再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了。编委会于是派出几路记者，分别到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试图从几个当红政治家那里得到中央的新精神，并组织和采写“高举”的文章。我被派跟随老记者到广州，主要做他们的语言拐棍。然而，羊城几日，我们没有获得什么新精神，只知道陶铸可能上调当中宣部长。于是抓稿子。我们找部队干部开座谈会，批判《逆风千里》等几部电影，请与会者发言并写出发言稿。第二天他们告知我们，说接总政通知，部队的稿件一律给《解放军报》，意思是拒绝给《人民日报》供稿。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五月下旬某日，首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某报的一篇文章，并都加了编者按。第二天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的情况和编者按都一一报道了，唯独不提《人民日报》。那天早上，我在广州沙面珠江边上溜达，心中敲起了小鼓：我这碗饭也许真的是吃不好了。

待我们空手回到51号时，陈伯达已率工作组进驻报社，正式宣告夺了吴冷西的权。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全国进入了一个动乱的年代。紧接而来的“破四旧”浪潮，把旧门牌、旧店名、旧路名一律破掉，一夜之间，红卫兵把东安市场易名为“东风市场”，永仁堂更号“百草中药店”，亨得利钟表店的牌子被倒挂为“利得亨钟表店”，协和医院的院名变成火药味浓得几乎一点就着——“反帝医院”……幸亏《人民日报》当年起名起得英明，否则也怕是“姓名难保”的！改了名的报纸也真是有的，《大公报》换称《前进报》即是一例。而王府井则改为人民路，敝单位的门牌，变成了“人民路51号”。

红卫兵也冲击过我们大楼。我们报纸常因一篇文章或一幅照片而被指责。登了封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要他们“继续革命”，就招来一些红卫兵的攻击，说这是“狗崽子”写的。有一次，一群红卫兵说本报刊登的毛主席像有严重问题：老人家手持帽子扶栏杆，帽沿向着自己的胸口，如同手握短枪指向自身。编者居心叵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理直气壮地冲进大楼不肯走。此类事情发生过若干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无理地干扰了编辑部的正常秩序。有鉴于此，经中央同意，卫戍区遂派军驻守这座大楼，武装保卫报社，保证正常出报。从此，我们也多了一件事——进出大楼掏证件。

这大楼，离天安门可算是很近的，我们晚饭后，常去天安门散步。家乡继母大人为此曾问我，散步时是否常见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也真的曾下到城楼下的金水桥。那天一早，日出东方，我极其荣幸地被派到这里采访。傍晚，当毛主席来到金水桥头时，红卫兵如浪如潮涌来，我正好站在桥头栏杆边，要不是警卫的推搡，我几乎可达到和伟大领袖握手的地步。第二天，我正为昨晚之事而无限幸福又无限遗憾之时，本报摄影记者王兄打来电话，叫我去取照片。我一看，金水桥头那魁梧身躯不远处，分明站着一个来自粤东农家的我。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和毛主席一起照了相！

我从未想过会有如此无限幸福的机会。而红卫兵手持红皮语录本、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挥手检阅的幸福，我也是感同身受，并多次为这些照片的见报而辛苦劳动过。为制作优等效果的照片，我们青年编辑，经常来往于照制车间和编辑部之间，取送照片小样、大样供领导审阅。照片常因制作效果不佳或与北京兄弟报纸相比不理想而推倒重来，出不了日报出晚报也在所不惜。当时下午出报是常事，我们的夜班工作时间也常在12小时甚至16小时以上。有时竟连轴转，吃过晚饭继续编第二天的报纸。我们不轻松，工人更是辛苦。

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特别的印记，就是毛主席的语录都用黑体字，不论是引用《毛泽东选集》里的话，还是发表老人家的最新指示，都用这字体标出，以示与众不同，引起读者的重视。它的首创权是否属于本报，尚有待考证，不过后来取消这用法，却是由于本报的请示报告。据说当时提出的重要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里，过去的惯例是反面观点才用黑体字。中央同意了，那样的用法也就从此消失了。

“史无前例”的日子，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生活，编辑过史无前例的报纸，也留下别具色彩的心路历程。

记不得哪一天，听说我们要搬离这座大楼了，原因据说是毛主席提出要搞彩报：为什么人家能搞彩色报纸我们就不能稿？于是，报社又是派员出国考察新设备，又是在北京市内选新厂址和社址，最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选择了一个已迁离北京的大学为社址。10年之后，我们终于东迁，远离了热闹，远离了繁华。

报社东迁之后，面貌已然大变，由动乱到安定，我们的心绪，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但一种恋旧情结，却常让我们在抚摸往日伤痕的同时，也重温着当年曾有的和谐与温馨。

王府井51号几经易主，若干年前它已成为商场——好友世界商场。离开了它就想念它。我曾几次到它对门的永和豆浆店吃早点，并临窗眺望我工作过的地方。往事如烟，却是清清晰晰，历历如在眼前。我刚到报社时，被分到工商部工作。我那时心里很是发怵，学中文却来做新闻，而且又是工商经济，哪一门的ABC都不懂，自知没有竞争力，担心日后这碗饭吃不好。同部门的老同志郭龙春和张惠珍夫妇，为人和善而且热情，在一个雨天的中午，请我到东安市场喝豆汁，说是让我品尝京味小吃。我虽然一时没有恭维它的味道，心里却领受了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春节时，他们又请我们年轻人到他们家里过节；张大姐还教我们包括怎样接电话之类的必要业务，没多久我就感到了一种同志的温暖。

那时“同志”这字眼，在这里是个亲切的称呼，上至社长、总编辑，下至干事、工人，一律习惯以此相称，平时更是在姓氏前冠“老”称“小”，从不叫职务。称谓如此，生活秩序也如此，在食堂买饭菜，领导、群众一律排队，没有小灶特殊优待。有位地区宣传部副部长被调来当编辑，头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坐了好一阵子未见有人送饭菜来，忽然悟到这里不兴这个，于是去“自力更生”，免了饿肚子的尴尬。我们有个夜班宿舍，房间有大有小，谁先去谁先挑，无论名气大小，不分职务高低；没有谁做此规定，后到的人没谁去推翻它，也未闻有谁投书告状，指控它的不合理。

我心中牢记着一位同志——已故的总编室副主任凌建华。他是行政11级的高干，老穿着一身旧不拉叽的蓝布衫裤，朴素得像个农民；他业务水平很高，大样的稿子从不乱改，凡改的都改得很到位；他敬业精神很强，长期做夜班，工作克尽职守；他身体瘦得皮包骨，体重长期不过90斤；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事事做表率。那年我跟他去大寨采访，同坐硬卧夜车（他可坐软卧而不坐），车到阳泉下车时才凌晨4点多，要等到天亮后8点多才有长途客车可坐。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级别，我说给那里的县委值班室挂电话，请他们派车来接一下，他说“不要麻烦人，等天亮后坐长途吧”，我们于是在长途汽车站售票厅的水泥地板上，坐等到第一班长途车。

我心中牢记一个群体——夜班编辑组的几位老编辑。老徐、老艾、老王、老钟和韩大姐，他们都是老夜班，默默无闻几十年，编稿件、做标题、画版样、改大样，还要到车间，站着陪工人拼版，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老徐还有腰疼的老毛病，夏天都要系着厚厚的棉腰带！半夜下班没有班车送，多冷的大风天，老韩等总是自己骑车回家——８里外的豫王坟。如今，老韩、老徐已经去了另一世界，老王、老艾也各有疾病在身，但他们留在我心中的，却是一辈人的精神。

两栋楼里，同事数百，人影憧憧，却有不少老辈同侪，让我心仪不已，怀念不已。排字工人快手刘师傅、幽默郭师傅；服务周到、不厌其烦帮助来电者找人、多次获“红旗单位”奖励的总机室诸位话务员；常做可口的脂油葱花饼、三分钱一个的酱鸭头、一毛五一碗的卤煮豆腐的食堂师傅……正是他们，共同参与铸造了我心中的“51号作风”！

日前，我又一次来到好友世界商场，作不知第几次的旧地重游。仰望那招牌上的四个大字，琢磨其中含义，觉得颇有意思：往日的“同志之家”，今日成为“好友世界”，不错不错！我又好奇地注意到，大楼一层面向王府井的门脸竟有好几个，可没有一个门楣上挂有门牌。我问门卫和营业员是多少号，回答是：我们都是“王府井277号”。

“哦，改了，改了，统统都改了！”我心里不禁生发出沧海桑田的感慨。但我深知，也有没改和不会改的，那就是——我心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