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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与“干校文化”
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最近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即对当年随同中国文化部“五七干校”下放至湖北咸宁向阳湖的六千余名文化人的追踪与纪念，一个新的话题出现了。持肯定意见者，曰向阳湖有一座“文化金矿”；[1]持否定意见者，曰“向阳无湖，干校无文”。[2]
一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土壤，即孕育与繁衍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人文环境。因此对于“干校文化”的定位，首先需要确定的则是干校有无产生自己的文化的“土壤”。 毋庸讳言，这是一片“不毛之地”——“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3]对于这样的“土壤”，还有人进一步地分析道：“尽管中国历史上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前也发生过希特勒焚毁著名典籍的事件，但不会有人将这些称之为‘焚书文化’。”因为“文化”这一概念，“大多是从创造而不是从破坏的意义上来理解的”。[4] 然而，就如同无序的与黑暗的魏晋同样能产生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一样，干校中的文化人不仅没有随着焚书的烈焰烟消云散，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在改造中从来没有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义，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经有过彷徨甚至是沉沦，但正是因为有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坚持和思想，当代中国才有了相传的薪火。”[5]——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呢？培育它们的“土壤”又究竟是些什么呢？ “五七干校”的推广是在1969年——即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它是否真的像当初毛泽东所说的，“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呢？事实很快便做出了回答。 第一，这场本应属于意义远大的革命行动，却与林彪的战备疏散“一号令”联系在一起。大批的知识分子不仅被彻底地从上层建筑中赶了出来，而且全部成为了“危害社会治安分子”，于中秋节这天，不分老弱病残一锅端地逐出了北京——“在永定门火车站上火车，车站上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孩子。火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6]军代表的动员更是一针见血：“你们要明白，作家协会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7]光荣的“出征”变成了戴罪的“流放”。 第二，这所本应为“重新学习”的干部学校，竟被赋予了“军管”的性质——由各地的军区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全面的领导。文化部干校中的六千余名文化人被分成了5个大队、26个连队；其“军宣队”则由湖北省军区抽调出的73人组成。在这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成为了被管制的对象——“你们这些个‘臭老九’，还不老实接受改造，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我先把你们都‘突突’喽！”[8]而本该奋战疆场的军人们也变换了自己的角色：有人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作协的刘白羽”，有人有恃无恐地亵猥女青年，有人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五七干校”成为了对文化人实行专政的军管所。 第三，劳动本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但是在“五七干校”中却普遍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改造”的代名词。以劳动强度来说，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里便修筑了起来——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1800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9]“长期无休止的有张无弛……比真正的农民要严酷好多倍。与其说是严酷，毋宁说是残酷。”[10]至于老弱病残，则无不是以生命为代价了——孟超的腿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萧乾的年纪已届六旬，仍被当成壮劳力使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还得加班加点，最终累死在菜园之中……“五七干校”成为了摧残文化人的劳改农场。 第四，干校的领导者不懂生产，盲目指挥，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以“围湖造田”为例，向阳湖原本起着为长江泄洪的作用，也是当地农民的衣食之源。然而其蛮干的结果，不仅使老百姓的副业收入全部断了来源——既无鱼虾可捕，也无莲藕可采，而且长江大汛一到，严重地威胁着生命的安全。十数年后，这一原本富饶美丽的湖滩终于变为一片荒凉的景象：“满眼的干湖荒草，一群群杂色牛羊。向阳湖没有了，稻田、麦田、菜田没有了。……湖内外水网干涸，荒草丛生，就只能改成差强人意的牧场了。”[11] 第五，这本该是一座欢声笑语的校园，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战场。老牌的“牛鬼蛇神”尚且不谈，田头批判会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新生的“五一六分子”则更是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每当我被带到用车轮战术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暗室时，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12]就连当地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打人不好！不要打人！”这场运动的结果，终于使得偌大的干校之中再无好人了——就连最后一批原本为“革命小将”的年青人也都成为了“反革命”。 第六，干校的管理以连队为单位，这便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夫妻不能团聚，儿女不能相会，严重地破坏了家庭的结构；另一方面，它又强迫地组织起新的“社会单位”，不仅使人们彼此间再无任何“个人隐私”的空间，而且更大大地为投机钻营者提供了“立功赎罪”的机会——朱南铣私下吃了点补品便被告发，其奶粉、肉松均被公开“展览”；陈白尘背地发了句牢骚亦被打了“小报告”，饱尝了一顿老拳……顾学颉为此而总结道：“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环境和政治气氛下，时势所迫，好人也有可能变成‘鬼’。至于本质上本是坏人，就阴风吹火，趁机变得更不像‘人’了！”[13] ——这些便是“五七干校”特殊的“土壤”。它的荒谬固然产生不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但是由它而带来的灾难却能“成全”生活在这片“土壤”上的文化人，使其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逐渐获得苏醒，并且从灵魂深处去严肃地拷问自己。这一苏醒的过程，这一拷问的过程，则恰恰形成了“五七干校”中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
二 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有多种，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却是相同的：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以此来审视“五七干校”的历史，干校人所创造出的“财富”究竟在哪里？抑或说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化”又在哪里呢？ 无疑，它是需要人们去发现、去开采的。这是一种悄然而生的却又清晰存在的文化，一种细微弱小的却又坚忍不拔的文化。它有似静寂无声的小草，却无处不存在；它有似沉默无语的岩浆，却无时不积蓄着自己的力量。有人将它的内涵总结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的风骨，乐天知命、战天斗地的精神。”[14]但这些尚属其外在的表现形态，笔者认为，在它们的核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这就是：对于文化的坚守，以及用文化来拯救自己，拯救这段荒芜的历史。 1、在劳动中净化自己的心灵。 干校中的劳动已成为惩罚文化人的手段，其残酷的程度几乎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面对着如此的磨难，是屈服还是拼搏？是沉沦还是奋进？无疑，这首先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坚忍与顽强，但与此同时亦需要文化上的力量——超然物外的洒脱与睥睨尘世的从容。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目光，劳动便不再是苦难的深渊，它能够演变成净化心灵的药方—— 陈白尘在干校中担任的是“鸭倌”，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冒酷暑，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然而他不但没有倒下去，反而从鸭子的身上发现了美，发现了令他“心旷神怡”的乐趣——“谁要说、谁又敢说鸭子不可爱，我要和他辩论！”他赞美它们的羽毛，赞美它们的姿态，就连它们噪耳的叫声也成为了动听的音乐——“我以为母鸭的唱歌即是它的语言，是有其朴素之美的。当它满足食欲之后，特别是又来一次酣畅的游泳之后，振翅高鸣，是它的欢乐之歌；当它在吞食到美味而深感幸运时，边吃边作短促的低吟，是它的赞美之歌；当它求爱不遂，低声婉啭，是它失恋的悲歌……总之，它的歌唱是质朴的感情表现，有啥唱啥，亦即说啥，而绝无‘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矫揉造作之态。”[15]体弱多病的臧克家同样被逼迫着像年青人一样下田劳动，他则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美好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16]了无一丝凄苦与哀怨。 在劳动中发现美，在劳动中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无疑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的，而这也正是从文化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超人的文化力量。 2、在苦难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文化人在干校中的认真是有目共睹的——张光年和孟超均担任过“天气预报员”，每晚按时收听广播，然后在黑板上一丝不苟地公布；王子野身任“车夫”，当平板车失去控制时，他宁死也不松开车把，避免了一场灾祸；身为“菜农”的司徒慧敏，则独自在远离人群的菜地里撰写出《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农科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病害起因，他冒着酷暑连续多日进行观察；为了研究小白口青菜的生长规律，他于收获之后培育再生菜，从中得出了“再生菜具有抗病能力”的结论…… 3、在蛮荒中展现美好的人性。 正如人们所形容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王子野身染“出血热”，生命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有什么了不起！”[19]侯金镜被繁重的劳动折磨致死，“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20]……这是一个大革“文化”命的时代，就连“文化”这一含义中的最后底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被践踏一空。“亲不亲，阶级路线上分。”于是在这些已被沦为改造对象的文化人中间便再无“友情”可言。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颇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召开批斗大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下的一些年青学者，普遍认为在十七年中知识分子是一个“让你完全心灰意冷”的人群，他们“缺乏群体性的民主自由意识”，更“缺少侠义的救援精神”；在强势力的面前他们“懦弱”、“从众”、“明哲保身”。[21]这一评价是否恰当，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雨考验和无数次的政治磨难之后，干校期间的文化人已基本改变了以往的这一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最为宝贵的人性开始复苏。尽管这一切都是以“地下”的方式在悄悄进行——“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给被批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分子”送上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为其他挨斗者“鼓劲”，或是教唱一首《大刀进行曲》，或是赠送一个亲手刻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竹笔筒；“五一六分子”吴泰昌主动为诸多的“牛鬼蛇神”采购松花蛋，自己却没留下一个，然而自次日起他的床头、枕边便不断出现一包又一包用报纸紧裹着的松花蛋…… 不“从众”这显然是文化人的一大进步，敢于向被批斗者“救援”这更是文化人人性的可贵复苏。“文革”结束后，陈早春为向阳湖文化碑林题写了这样一幅字：“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这“友情”二字，无疑是干校中文化精神的重要闪现。 4、在混沌中坚守文化的阵地。 如今在“干校文化”的研究中多为人们所诟病的，无非是干校的文人愧对“干校文学”，因为除了像郭小川等少数几位诗人外，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搁笔了。然而在向阳湖的文化碑林中，却每每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向阳湖哺育过我的诗。”（牛汉）“向阳湖……生长稻米，生长思想，也生长诗。”（杨子敏）……这些题词并非诳言，因为更多的诗篇已被写在了各人的心中：“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扣过谁家的门……／那些年／我默默地写过诗／又默默地撕了／撕成小小的碎片／让它变作蝴蝶／带着诗的斑纹／随风飞到远方”[22]在这些撕碎的诗里，他们歌颂不屈的生命，赞美坚韧的追求。 搞这类“地下创作”的人，远非牛汉等稍许年青的一辈，就连血压已高到二百以上的沈从文，也在偷偷地“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其结果，“有几首还像是破了个人纪录，也破了近几年总纪录的”。[23]——这正是文化人对于文化阵地的顽强坚守，哪怕不能写诗，也要用其他的方式寄托自己对于文化的思念——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青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时的情景，这时的他，“眼睛在闪着梦一般幻想的光，举动、心灵，真像孩子般淳朴、憨厚、爽直、天真。他兴奋，兴奋极了。[24]萧乾则悄悄地在纸上与后生讨论对于诗歌的意见：“一、音律务必自由化，切忌为押韵而使个别句子别扭，损害整体。二、风格最好统一，不但诗本身要统一，作为组诗，最好也把曲艺性的东西（例如快板）另放一处……”[25] 其实顽强地坚守着这一文化的，远远不止这些原本搞创作的人们。翻译家陈羽纶将原版的世界名著伪装起来，每晚躲在蚊帐中阅读，并大胆地设计出创办英语杂志的蓝图；语言学家王以铸悄悄地研究起咸宁地区的方言，并从中惊喜地发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古唐音；书画家西野则利用抄写大字报的机会练习书法，楷书、行书、隶书……每天一种字体，落款处还要端端正正地盖上自己的图章。 ——这，无一不是“干校文化”的真正所在。尽管这些文人们因为各自的性格、经历以及背景的不同而在“文化”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他们所留下的无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足迹。这种“文化”是隐性的，它并不显著，也不张扬，只是悄悄地转化成了思维的方式、精神的追求以及风骨的坚实内涵。然而在它的核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当年的知识分子支撑起自己的理想，也支撑起那个荒诞的没有文化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它内在的神经，抽去了它，这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对于“干校文化”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抽去了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将中断了自己的历史，而且他们于“文革”结束后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也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其思索的积累和认识的形成，绝大部分都在“五七干校”期间。向阳湖对于他们，就如同当年的黄州最终“成全”了苏东坡一样，这是他们“突围”的真正起点。
三 然而，如今为什么有不少的人坚持干校无文化的说法？不可否认，流传于世的“干校文学”微乎其微，这成为了评判它的主要标准——像郭小川那样敢于写出“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的作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应该忽视——这就是干校的文人们以自己的文章误导了今天的读者。言其“误导”，是指在这些文字当中存在着严重的缺漏，或是因为角度的不同，或是因为自己尚未梳理清对于这段历史的全面思考，从而使读者发现不了其中的“文化”，也挖掘不出其“文化”背后的深邃内涵。 其一，在他们的笔下多的是对于往事的回忆，少的是对于“文化”的思索。 如上文所言，“干校文化”的有无及其表现的形式，是需要人们透过表层现象去进一步挖掘的。因此仅凭一般性的回忆——诸如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在干校中的经历等等，是难以寻找到实质性的东西的。张光年坦言自己是经过了一番“痛心疾首”之后，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的：“近来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虽然年事较高、饱经忧患，却是学而少思、惯于认直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的人，要不是经过十年浩劫那样翻天覆地死去活来的震荡，我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我们50年代许多好东西，至今想起来还令人神往；可是自己那时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26] “简单化”确实是这一类文章的通病，为了对历史负责，落笔前必须要透过历史的帷幕去痛定思痛，透过历史的尘埃去探寻文化的真实所在。杨绛曾经在她的《干校六记》中记录了她与钱锺书的一段对话：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27] 寥寥数行，道出的恰恰是“干校文化”的真正所在：“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于是冯雪峰将它们严严实实地捆进了自己的铺盖中，孟超将它们读得卷起了边角仍然须臾不离身……1972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编印了一本《向阳湖诗选》，从其内容而言，固然摆脱不了时代的痕迹，但是该书的刻写者却是杰出的硬笔书法家梁天俊，“画配诗”的作者亦是闻名已久的画家李平凡，而封面设计则是著名的装帧大师曹辛之！……这样的记载，则真正地挖掘了“干校文化”的所在及其顽强生命力。发现它们并珍惜它们，不仅需要宏大的视野、深邃的目光，而且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对待历史的严肃的责任感。 其二，在他们的笔下多的是对于“收获”的歌颂，少的是对于罪恶的批判。 作为一支“战天斗地”的劳动大军，数年来的干校生活总是能有不少“收获”的——比如说开垦了多少荒地，打下了多少粮食，而每位劳动者自己则也增强了体魄，深入了生活……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足以改变“五七干校”的根本性质。它是大革“文化”命的产物，正如不少人所指出的，是“流放地”，是“集中营”，是“牢狱和刑场”…… 然而，在这类文章当中为何会频频出现“歌颂”性的内容呢？从主观方面分析，是缘于它们的作者终于从苦难中寻找到了诗意和美感，又或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对于干校的生活单纯地持有一种怀旧的心情。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则不能不令人赧颜了，它正如朱学勤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28]诗集《忆向阳》的作者臧克家曾在该书的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战斗生涯，已成追忆。不时蓦然而来，如东风催花，春潮陡起。温煦而亲切，激扬而壮丽！胸中顿然波涛翻滚，吟口难禁。”[29]这便不可能不招致各种不同的意见。肯定者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但是作为一名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其思索仅仅停留在如此的歌颂上，则不能不让人感到它的肤浅与褊狭了。由李城外主编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一书（上、下两册），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批判干校罪恶的文章固然占绝大多数，但其中亦不乏有“美好的回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干校人”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绝不仅仅是“散文”，它更是“史料”——不可多得的“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史料”。因此它关系到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记载的问题，亦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如今有不少的“右派分子”也在撰写回忆录，但是在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去“歌颂”那段苦难的日子给自己带来的“收获”；有不少的“知识青年”也在创作“知青文学”，在他们中间同样没有一个人去“歌颂”上山下乡的伟大“壮举”。那么为什么独独从干校走出来的人们会缺乏这种“悲剧意识”呢？这确实值得众多的“五七战士”们去认真思考的。 其三，在他们的笔下多的是对于他人的批判，少的是对于自己的反思。 “文革”固然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干校也固然是一所空前未有的摧残文化人的专政机构。但是这样的悲剧却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30]，它令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挡便遭受到巨大的洗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难道不应对这一现象作出整体性的审视和思考么？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写道：“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31]口气虽然严厉了些，但却深刻地挖掘出长年以来受“左”倾思想路线影响的中国作家最致命的弱点。 被批斗的人固然是受害者，他有权去揭发批斗者的暴行；批斗别人的人固然也是受害者，他同样有权去揭发当时那个罪恶的路线和制度。这样一来，数亿人口的中国竟全都变成了受害者，只剩下巴金一人在那里虔诚地忏悔自己的无知和“罪过”。对于这样的现象，就连谦谦君子钱锺书（他亦在河南干校呆过）也站出来讲话了：“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32] 应该说，这正是“干校文化”中最为薄弱的一点，抑或说是至今挖掘得最为不够的一个方面。斗人者毕竟是极少数，那么众多的服服帖帖走“五七道路”的人们，难道不该去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在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上的退化吗？其实，“反思文化”也并非没有，张光年在整理完他的干校日记后说：“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33]这无疑是对自己的批判。陈白尘则在他的《云梦断忆》中以“鸭群”作对比忏悔自己懦弱的行为一一或曰：“人类自夸是万物之灵，但与鸭子相比，就缺少辨别方向的指南针……”或曰：“我在人们中间，又何尝不与麻鸭地位相似？而我辈‘黑帮’又何尝敢于起而反抗呢？”[34]公开地剖析了自己的灵魂。但是这一类的文章毕竟在少数，“知耻者近乎勇”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由此可见，“五七干校”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关键是尚未真正地开发出来，也尚未认真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它的功过是非，不仅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群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也为今后“文化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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