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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质疑新诗传统的回答与反思
○ 霍俊明
郑敏先生在《郑敏访谈录》（2003年1月号《诗刊》）中说，“我们今天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 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传统。”（其实郑敏先生在此前的很多文章中如《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都对汉语新诗传统进行了质疑）郑敏先生又说，“我所感叹的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完全把诗的形式完全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见《新诗
，究竟有没有传统？》，载《粤海风》2001年第一期）郑敏先生看到了目前新诗发展中存在的现象是很值得肯定的，郑敏先生对新诗的不满也可能是出于建设新诗的急切愿望。但是因为某个人，如朱子庆抓住《当哥哥有了外遇》一首诗就极为片面地谈论问题，持虚无立场全盘否定新诗传统（见朱文《无效的新诗传统》载《华夏诗报》2003年5月25日），因为看到某些人的一些庸诗、劣诗、伪诗就否定整个新诗传统就显得太过于武断和使问题简单化了。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古典诗歌中存在的三流或更下等的诗人和诗作就否定整个古典诗歌传统呢？当然，现在差劲的诗歌确实不少，各种任意胡来编选的带有别有用心性质的集团性、圈子性、山头性、江湖性、主观性的所谓年度最佳诗选和各种打着各色旗帜和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行径的诗选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容忽视的诟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人都不能置新诗传统的现实于不顾，因此必须正视汉语新诗自“五四”以来形成的自身的传统。
野曼先生在《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载《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和《华夏诗报》8月25日）一文中援引了1995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对“传统”的界定，“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和1979年《辞海》对“传统”的释义，“传统”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社会因素。至于传统问题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周作人说，“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首先，传统不是单向的过去时态，传统首先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活力范畴，体现了垂传性、可延续性和可创造性，创造应是传统的应有之义。而我们在谈论传统的时候过多谈论的是其继承性问题。传统的“继承”在当下更多地指涉对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模仿，在此意义上，这种“继承”传统的观念是有必要匡正和澄清的。传统也是现代时。传统作为一种无限扩大的动词和无限生长、增生可能的实体性存在和功能范畴，它从来就不可能远离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常识性谬误——认为传统就是曾经发生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传统就是简单地接受。传统并非远离我们的过去时的存在，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一切传统都是当代传统。对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写作而言，诗人与传统的关系是相互打开、双向选择的对话和争辩的过程，是一种富有张力甚至是反叛性的对话。传统在走向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选择和创造传统，对传统我们不是简单、皮相地被动吸收，而是主动迎拒、选择、剥离和发现的再生性过程。再补充一点，传统不是简单形式上的传统，而是精神内质上的传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是精神流脉的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到屈原的《天问》和苏轼的《水调歌头》其传统性，正是人类个体生命对生存的追问和不懈而艰砺的探索、问询的精神而非其作品的外在形式。
中国诗人在近百年的选择、发现和创设新诗的履历中已经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汉语新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尽管有可能不是圆熟的）一个自身的诗歌传统，并且一系列诗人对汉语新诗的外在形式、格律以及音乐性诸方面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大多数的失败也从相反的向度上证明了新诗传统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差异。那么汉语新诗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自身传统呢？首先我不认为所谓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模式和审美情调的得到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新诗就真的背弃了什么“传统”。“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与人类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陈超《生命诗学论稿》）中国新诗或曰汉语新诗的传统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探索、构建和创设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具有自由、活力面向未来，持有延续性和可供传承性的诗歌样式、诗学形态、诗学问题的具有丰富性、宽容性和延展性的动态功能的诗学范畴。具有现代性的特质的现代汉语诗歌体式，它的注意力，形式观念，语言态度都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构成了一种变构，除了感情和智性因素外，直觉、幻觉、集体无意识、个体主体性、现代生存的焦虑感和生存困境的无边的挑战也得以充分的释放和体现。汉语新诗适应了时代的嬗变轨迹和现代人情感、思想、生命体验的巨大变化。从古典诗歌到新诗的转换正是传统的转换。古人“以诗来抒情，而以散文来思想，但是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的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以诗来思想而以散文来抒情，现代诗本质上是一种‘构想’的诗，一种‘主知’的诗，相对于传统诗天真烂漫的抒情，则显得有一种成熟的大人气”（纪弦《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
从古典诗到新诗的转换可以表述为从意境到戏剧，抒情到叙事，主情到主知，主观到客观，直接到间接，纯诗到容留的诗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汉语新诗适应现代人复杂多层次的意绪体验的“现代性”的追求表征。
汉语新诗自身的传统具体地说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具体内涵：
从修辞特征的角度看：传统诗是近距离的比喻，而现代新诗则是远距离的隐喻，变形感，表现力度和深度都空前加强。与现代性相关，现代诗人是间接式地进入诗歌，这更多体现为对话、反讽、悖论、叙事、张力和戏剧性；
从阅读体验方面看：传统诗给人以感动、释怀和慨叹，而现代诗则给人以复杂、强烈而神奇的震惊体验；
在形式展开方面：传统诗以句为单位，现代诗则更为灵活，切分话语以凸现个别字词，大段划分而且普遍的非韵化体现了现代诗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和复杂程度，体现了现代诗人空手入白刃的勇气和热度，从而传统诗的线性结构被变构；
从结构方式看：传统诗一般来说是单主题写作，而现代诗则是对话式、辩论式、和弦和多声部的召唤结构，出现了布朗•肖所说的审美的“空白”，这种空白使新诗的变化性和表现性加大、拓宽；
从音乐性的角度看：诗歌的音乐性正经历着从听觉到视觉，从耳感到灵魂，由“外”向“内”的转变，以节奏的声音取代以对偶为基础的格律调式，这体现在诗的建行上，情绪强弱导致诗行的长短不一，情绪强则诗行短些，情绪弱则诗行长些，自由诗的分行并非简单拆裂词句玩弄语言游戏，而是通过建行、转行、折行、空行以及标点使诗人的感情、智性和外在诗行排列得以有机的融合，这是诉诸心灵和内在感知的而非单纯音乐感满足耳朵的快感；
从诗人的身份和角色来看：古典诗人的身份有很大的暧昧性，更多的是社会制度、体制、家族、阶层和文化的仿写者和代言人，而现代诗人在现代性和生存困境的空前焦虑中更多体现为一种直接进入事物和现场的个体主体性，是生命体验、内在意识与世界、事物、语言和灵魂的直接相遇，在这个层面上，现代汉语新诗是一种“不及物”的写作；
在语言方面：现代新诗是由外向内的转换形态，是语言的断裂和更生的肇始，这使诗歌在运用白话语言的同时使语汇、句式、音韵、语调、语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新诗使用现代白话、日常语言适应现代人在现代性的追求过程当中迥异于古典情感的空前复杂纠结的情感体验的合理性依据之一。朱自清在40年代强调新诗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在诗歌语言上实现“会话”，从胡适的“口语”，艾青的“散文美”一直到90年代的融合北京口语和地方话、方言，使得现代诗歌语言的活力和韧度以及包容性都得以空前加强。需要强调的是进入诗歌的语言，不管是知识分子语言抑或民间的口语，都是具有诗性的经过提纯和淬炼的现代语言。
现代新诗的形式的多样化显现出其灵活性和可塑性的空间可能，当然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也是空前的，这使新诗在离弃格律化的同时也避免简单散文化了事的可能，形式的多样灵活也使那些企图为新诗重新规划制订形式格律表格的行为与新诗的发展格格不入，程式化、制度化的填空式的写作会降低诗歌的写作难度；而新诗形式上的自由也避免了格式化和僵死的危险；
从发展前景来看，新诗的发展前景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对新诗发展的断言和硬性规定都是得不偿失的。新诗本质上是一种差异的诗学。新诗的发展、衍变会不断地改变和挑战我们对新诗和新诗传统的理解，这也正是新诗充满活力的因由所在。一旦新诗有了一成不变的自身传统，那么新诗也必将为一种新的诗歌形态所取代。那个时候，我们所夸耀的现代新诗在后来者看来也成了古典诗歌了。
从传统内蕴层面来看：新诗传统不仅是形式方面的变革，更应是一种精神内涵上的挑战、反叛和构建的过程。
毋庸质疑，对新诗传统问题的讨论对当代诗歌和诗学的发展和关系有巨大的建设性意义。汉语新诗和合法性自其发轫起就不断遭到各种质疑和诘难，并且对新诗以及传统性的问题的讨论乃至激烈的争辩仍会继续进行下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传统，作为最精细凝聚的诗歌更是如此，这也正是诗歌的进化观念和对待传统的恰宜的态度。传统的真实和活力离开今天诗人们的努力，离开优异诗人的带有个性和多样色彩的巨大变构能力和纵深展开能力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传统的当代性是必须重视的维度。新诗的传统正是由一代又一代“当代”诗人来完成的。新诗正像金黄色的优美蜂巢，引领无数优异的诗人继续创造它之“所是”。
这种关于新诗传统问题的讨论更证明了一个事实——新诗在探索和构建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河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当代乃至今后的汉语诗歌写作而言，这个问题应使诗人明确一个任务和挑战——在今后仍要不断反思新诗发展中曾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诟病，在今后仍要不断地开拓、继续创造新诗自身的传统，使新诗更为充满活力、更为成熟地进行下去，探索生命、生存，以它自己的方式，直面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