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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减少谬误
○ 彭明道
戴伟华先生《常识与谬误》（以下简称戴文，见《粤海风》2003年第6期）一文，使我受益匪浅。
我读戴文的时间，稍晚了些。其实在戴文之前，南京和上海的两位朋友，已向我指出了这一“谬误”。我想等有机会时再予修改订正。结果文章发表了，使“谬误”流播，贻害读者，令我惶愧。
拙文《选一首诗和持一种态度》主题是论述此诗不像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诗词集》所采用的正、副编体例，所谓“根据抄件刊印”选入的诗作，以及编者为其中某些诗词所作的注释，都有很大的争议。近年，有一些对毛泽东诗词作过认真研究的学者，曾先后著文表示过不同意见。对于《七绝•刘蕡》的看法，拙文中的意见，笔者是没有动摇的。
“太”“大”之争，在史学界存在很久了，而我却浑然不知。说句老实话，我的不多的历史知识，都是来自鸡零狗碎的自学。李唐的断代史，我只奉《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当代比较权威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编著）为圭臬。至于唐文宗的这个纪年“太和”，是否本是“大和”之误，我完全不知道是始于钱大昕的“订正”。
钱大昕确实说过：“唐文宗纪年本云‘大和’，予所见石刻，无有作‘太’者。今《新旧史》、《通鉴》皆伪作‘太’字，当据石刻正之”。
但就凭这位钱老先生的这一句话，即将《旧唐书》、《新唐书》、《通鉴》等史籍中的一个年号“正之”，是否也有点武断之嫌呢？
《旧唐书》原名《唐书》，为五代时期后晋刘昫监修，始于天福五年（公元940），成于开运二年（公元945）。它的蓝本，是唐代的国史“唐书”。唐代的学者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坦，于休烈等，递有撰述。其中纪、志、列传等，刘昫多因之，甚至连称谓都一律照抄，如称唐玄宗为“今上”即是。到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改元）之后，刘昫的工作班子没有底本了，这部《唐书》便出现了冗长失当，讳言宦患，事实不详的状况。这当然不能怪罪参与这一工程的史官。因为，唐五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那个向契丹称臣的“儿皇帝”石敬瑭，只不过在战乱中过了十年皇帝瘾便垮台了。在那样动乱的时期修史，其勉为其难，是可以想见的。但《旧唐书》保存原始资料的价值，仍然应予肯定。
到了北宋仁宗时代，天下安定，经济发达，于是便又有以欧阳修、宋祁等人为首的修史之举。这部《新唐书》的修撰，从庆历四年（公元1044）开始，至嘉祜五年（公元1060）成书，历时一十六年。《新唐书》确实对《旧唐书》在史料上有所补充。但这两位大文人在文辞上似过于求简，故有年代含糊、史实不清之弊。所以后来吴缜撰《新唐书纠缪》二十卷，举其“八失”。这大约是为《新唐书》纠缪之始。
看来，新、旧唐书各有长短。为一个有近三百历史的王朝修史，史事纷纭，记载繁杂，错漏是在所难免的。人物事件的枝节性错漏，很多史书都有过，绝不止于新、旧唐书。这种情况，当然要允许后人据实订正。问题是一个皇帝的年号，要等到七百年以后的钱老先生“据石刻正之”，是不是同样有些令人生疑呢？
钱大昕“所据”的是哪些“石刻”呢？是皇室的还是民间的？是孤证还是群证？这些石刻清晰吗？有无漫漶之处？历宋、元、明、清七百余年，为什么没有前人见过或考证过？
在修史的过程中，每个皇帝的“年号”绝非小事，史官们是绝不敢敷衍以对的。欧、宋这样的大家且休论，就是在刘昫领导下参与其事的张昭远、贾纬等人，也非等闲之辈。怎么这么多学识丰富、史笔严谨的史官，都在同一个地方把年号弄错了，而七百年以后的钱大昕见到的“石刻”就是正确的呢？
从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的《辞海》查中国历代年号，称“太和”者有六：
三国魏明帝（公元227年）；
后赵石勒（公元328年）；
晋海西公（公元366年）；
晋成李势（公元344年）；
北魏孝文帝（公元477年）；
唐文宗（公元827年）。
还有一事大概纯属巧合，就是北魏孝文帝改元的那年，日本皇帝也曾改元“太和”。
为什么这些皇帝，和根本算不上“皇帝”、却想过过皇帝瘾的草头王，都看中“太和”这两个字呢？
原来，“太和”二字，内涵十分丰富。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历二十年之功编纂的《辞海》中，“太和”的条目下是这样说的：
“①晋书乐志 ：‘改汉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②金史乐志
：‘郊庙社稷用乐，更为制名，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
“古作大，亦作泰。义同大而加甚也。尊称如太祖、太宗，皆言大而加甚之辞”。而“大和”条目下则说 ：“亦作‘太和’，详‘太和’条” ；“太和”条下说
：“太本作大。易经 ：‘保合大和，乃利贞’……按大和，后人多袭用作太和”。
原来，这“大”“太”之争，就是中国古文字闹出来的。但《新、旧唐书》中凡涉及到文宗朝这一时期的人物事件，均作“太和”。《文宗本纪》、《刘蕡传》、《牛僧孺传》、《李德裕传》、《令狐楚传》，甚至《裴度传》中，皆作“太和”，却是事实。连戴文中提到的那位罗衮，在刘蕡死去六十一年之后，向昭宗皇帝上表为刘蕡抱屈时，在《新唐书•刘蕡传》的引文中，也是称为“太和”的。
还有，就在戴文所引，钱大昕在《李渤留别南溪诗》中说“唐文宗纪年本云大和……当据石刻正之”这段话之后，紧接着便是《西平郡王李晟碑》，那下面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太和三年四月”。更有意思的是，钱老先生一边郑重地说，“李西平神出鬼没道碑作‘太和’，此后人重刻，不足据”。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自己又说：“……（渤）出为桂管观察使。逾年以病归洛。太和中拜太子宾客”。这可真有点令人费解了，同一位钱老先生，一边指出“《新、旧史（唐书）》《通鉴》皆伪作‘太’字，当据石刻正之”，一边自己又称“‘太和’中……”。这样，后学者究竟是应该“据石刻正之”？还是据“文”从之呢？
也许，钱大昕自己也并未看重此事，或者，他自己并无十足把握，因此才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
如果把众多史籍和史家通通抛开，而单从钱说，是不是也近乎一种“谬误”呢？
历史上的年号或干支，也曾出现过有异说或改动的先例；。如：太平天国连干支也改过：丑改作好；卯改作荣；亥改作开……我们是否也要一一沿用？
后来就生发出一种折衷的办法，就是凡有异说之处，便加以注明，大概就是二说并存之意吧。如汉武帝的年号“征和”，曾改作“延和”。《辞海》一书，就采用加注的办法，写作“征（延）和”。1979年版的《辞海》所附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对“太和”的处理，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写作“大（太）和”，并加以说明。这是个较为妥当的办法。
如果《毛泽东诗词集》中的有关注释采用这种办法，就不会出现争论了。“注释”的片面性，我至今仍然认为是一种“谬误”。
戴文对拙文提出的另一项批评，即《毛泽东诗词集》在此诗的注释中，关于刘蕡“贬为柳州司户参军”一事。我曾经提出，此说“与《刘蕡传》有异”。现在戴文提出了依据，这依据就是罗衮的《请褒赠刘蕡疏》。
前文提到过的这位罗衮，是唐昭帝时期的人，作过左拾遗。昭帝在位不过15年，唐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昭帝在天复三年（公元903）大开杀戒之后，不到五年唐王朝就复亡了。从刘蕡死到此时，已经历了武、宣、懿、僖、昭五代帝王，过去六十多年了。罗衮的《疏》中，确有“故秘书郎责授柳州司户臣刘蕡”，以及“贬为柳州司户”一语。这道奏章，甚至确实受到了昭帝的重视，“帝感悟，赠蕡左谏议大夫，访子孙授以官”。《新、旧唐书》中各有《刘蕡传》。此事不见于《旧唐书》，而载于《新唐书》第179卷。《旧唐书•刘蕡传》，只说“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镇襄阳，辟（刘）为从事，待如师友。位终使府御史”，终篇找不到“故秘书郎责授柳州司户臣刘蕡”及“贬为柳州司户”的字样。
两《传》所载有异，听谁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考证一下唐代的官制。
《旧唐书》说的“史府御史”是个什么官呢？《历代职官制》中是这样说的：唐代的“节度使直属军队的军职和使府内的文职，大多是自己任命的。……这些（人）名为幕府，本身只是一种差遣，无官阶。所以必带有郎官、御史衔”。由此可知，《旧唐书•刘蕡传》中“位终使府御史”一语，不过是刘昫为刘蕡的哀荣虚加的一道光环而已。实则因宦官作梗，文宗不用，令狐楚和牛僧孺仰慕刘蕡的道德文章，把他带在身边，“辟为从事，待如师友”，才是实情。对外加个“使府御史”的虚衔，只是让刘蕡面子上有点光彩罢了。
《新唐书》说的“司户（参军）”又是怎么回事呢？《历代职官制》中说得很明白：“唐代的府、州、县官属，最为复杂，因为是这几套制度纠缠在一起的。其次，自南北朝以来，州刺使多带军职，所以其僚属也用参军事的名义。其中主要的是录事参军，相当于刺史的总务长。而分掌州内行政的，则有司功、司仓、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参军事（简称参军）”。《新唐书》给刘蕡加上什么样“秘书郎”也好，“司户（参军）”也好，都只是史官们出于好心，给早已死去的刘蕡涂一点油彩而已。
还有一点，即《旧唐书》中说的令狐楚和牛僧孺将刘蕡“辟为从事”的事，我过去是有些怀疑的：令狐与牛氏外放作地方官时，并不在一个地方，总不能同时将一个刘蕡请到身边，“辟为从事”吧。“令狐楚在兴元”，这“兴元”本是唐德宗以前设置的兴元府（路）名。因德宗在公元784年改元，将年号称为“兴元”。大概为了避免纪年与地名的混同，便将“兴元府”改置“梁州府”，治在南郑，即今之陕西汉中市东。而“牛僧孺镇襄阳”，襄阳即今之湖北襄樊市。即使以现代的公路里程测算，汉中市与襄樊市，相距近800公里。刘蕡是不可能在两地兼作两人的“从事”的。事实恐怕就是刘蕡出于私谊，先后分别作过两人的幕府。要之，便是令狐与牛氏出于私谊，都给他一个“从事”或“使府御史”的虚衔。
再进一步查一下，这种“司户”、“参军事”或“使府御史”是什么品级呢？《旧唐书•职官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唐制，州县按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
领户满四万者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司功、司仓、司户……从七品；
领户满二万户以上为中州。刺史正四品上。司功、司仓、司户……正八品下；
领户不满二万为下州。刺史正四品下。司功、司仓、司户……从八品下。
那么，柳州算什么呢？查《新、旧唐书》所载，天宝之后，柳州辖五县，领2232户；口11550，显然只是个“下州”。然则那个“从八品下”的“司户（参军）”的小吏，是劳不到皇帝的大驾去“贬”的。
刘蕡的晚年，就是在朋友的幕府中作低级吏员度过的。所以，“贬为柳州司户（参军）”一说，就似乎没有根据了。文宗因为宦官的反对，本来没有给刘蕡任何官职。对于这种“只是一种差遣，无官阶”的“从八品”小吏，何来“贬为……”云云呢？
要弄清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很费劲，确实不是“翻过一两本书”就可以“匆忙下结论”的；为这些细微末节去争长论短，却又是很无聊的事。我的“谬误”，在于太过武断，以一得之见去衡量甚至指责别人的意见。这是我从戴先生的文章中获得的教益。但是，单用一个“钱说”立论，又用某人的某文采用过“钱说”，以及搬出“一人八千口”之类的民谚（或谶纬）来作为“钱说”有据的“的证”，恐怕还不止是“谬误”，而有些迹近荒唐了。我想，倘这些都可称之为“的证”的话，则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之类，就该是中国历史的“的证”了。
近半个世纪来，我们在政治理论、文学、哲学、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所经历的“谬误”，实在太多太多。“谬误”之毒，遗害无穷，现实的教训深刻而又沉痛。至于那些制造“谬误”的人，确有“只翻过一两本书就匆忙下结论”的角色，但更多的却是“翻过”很多“书本”的“大人物”，“大学者”。他们需要用“谬误”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其中的道理和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记取吗！
我知道，像我这样“只翻过一两本书”的人，要想完全避免“谬误”很难。但我至少可以坦承，并努力在余年中让它减少。
愿以此与戴先生共勉。
链接
《粤海风》2003年第5期刊发彭明道先生的文章《选一首诗和持一种姿态》，认为毛泽东《七绝•刘蕡》并非上乘之作，并认为权威部门关于此诗注释有“常识性的错误”。
同年第6期《粤海风》发表戴伟华先生的文章《常识与谬误》，对彭文所指“常识性的错误”提出质疑，认为错误在彭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