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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的是思想家
○ 严春友
听朋友说，有人提出了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死了！这的确是一个震动人心灵的说法。不过，我认为，死掉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时代死了，从它的灰烬中诞生出来的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把思想家笼统地称为知识分子，这是一种错误的称呼。知识分子与思想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不能混为一谈。
什么是知识分子呢？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各种类型的工作者，如哲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工作者实质上是一些工匠，他们是掌握了某种知识的人，他们以其所掌握的知识为谋生的手段。就此而言，他们与一般的工作者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尽管他们也赋予自己以“神圣的使命”，但那多是为稻粱谋的动听说法，本质上却与扫马路的工作者相同，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因此，他们自称为“××工作者”，虽然带有谦虚的意味，但也名副其实。
思想家则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思想家并不是指那些从事文学、艺术或文化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多是知识分子——而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思想上富于创造性，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特立独行；他们胸怀天下，心有大慈悲，真性情，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真人”。他们从事这种创造的目的并非出于一己的利益，就是说，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天下”。所以他们多是心怀大慈大悲之人。思想家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仰仗于任何权威和权势，他们所依赖的完全是自己的智慧和德行。他们毕生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如果时势不佳，决不会趋炎附势，去贪图那些蝇头小利；他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或者如庄子所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庄子•人间世》）天下有道时他们就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天下无道的时候就保全自己的生命，洁身自好。因此，他们生活于真实的世界中，率真地面对污浊的世间。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在古代世界中；随着所谓“现代文明”的出现，思想家越来越稀少了，而“工作者们”却越来越多。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诞生了，而思想家却死了！所以，我很怀疑，究竟是哪个时代更文明？
在现代世界中，传媒日益发达，人们有了说话的工具，这个世界变得熙熙攘攘，似乎每个人都在说，似乎有无数的话语要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千万种声音。杂志、书籍、文章成几何级数增长，人类的思想似乎像商品一样不断地在膨胀。然而，思想的田野真的这样欣欣向荣吗？当我们用心灵去仔细倾听的时候，却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他们都在说着相同的话，克隆着别人思想过的思想。即使是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公认的最伟大的思想者也不过是在咀嚼着古人的思想，然后换上新的包装而已（我们正处于一个“包装的时代”），他们除了说古代思想家“不行”以外还能够说什么呢？比如当代的哲学，已经变成了一个自虐的老太婆，它不断地向自己身上捅刀子，以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以换取人们洒下一掬同情的眼泪。现代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以骂哲学起家的，什么以往的哲学是没有根的、没有意义的，什么哲学是无用的、哲学错了，什么哲学的终结……比如海德格尔，比如德里达，比如赵汀阳。既然哲学已经终结，你为什么还要研究哲学？既然哲学错了，你何必又在制造新的错误？
而自“五四”以来，我们中国的那些自视高明的知识分子们，专以骂传统文化、骂祖宗为己任，似乎只要骂倒了传统，中国就会进步，就会“现代化”；只要会骂祖宗，自己就显得高明，显得伟大。比如孔子在“现代”的遭遇，就是这一过程的缩影，他已经被现代的知识分子们骂得千疮百孔。只要用心去读一读《论语》就可以发现，孔子既不是统治者眼中的“至圣先师”，也不是知识分子们眼中“吃人”的封建卫道士。《论语》里的孔子才是真实的孔子，而那是一个有着大境界、真性情，在焕发着生机的十分可爱的思想家。然而没有人去认真地读。如果说，封建统治者对于孔子的尊崇是一种妖魔化，那么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孔子的批判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妖魔化。我们的传统确实已经被批判得支离破碎，祖宗也已经骂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们“现代化”了吗？我们真的进步了吗？我们轻易地丢掉了旧的文化，我们是否因此就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呢？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足可以和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文明相媲美的东西呢？
在这样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里，思想显得特别多，每个人都俨然是一个思想家，要呐喊出自己大脑里鼓胀的思想。思想之树上开满了烂漫的花朵，然而那大多是谎话，当历史的秋风吹来的时候便会落英缤纷。当没有思想的时候人们便需要思想作装饰，而当思想成为装饰品的时候，思想之树就会枯萎。思想的谎话装饰着苍白的心灵，谎话的芳香掩盖着铜臭的气息。如果说谦虚地承认自己没有思想，那还是令人尊敬的。但这是一个骄傲的时代（人们总习惯于把今天的东西说成历史上“最……的东西”就是这种时代特征的根本表现），只要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仿佛就是英雄了，能够实实在在地评价自己的知识分子比稀有动物还少，只听到两个人说过自己没有思想，只是在勉力写作而已，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平凹和钱理群，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们都在狂傲地指点着江山，仿佛自己是思想的机器。余秋雨和曹文轩就是两个典型的自以为有“思想”的例子。研究一下他们在有关场合发表的演讲，发现那不过是连上帝也弄不懂的“思想”，那被层层莫名其妙的新名词和绕来绕去的晦涩说法包裹着的是一个无，在那里面并不存在值得理解的东西。
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知识分子，但古代的知识分子还比较谦虚，而且也毕竟不是主流，那时的思想家如星斗般地闪烁在历史的夜空上，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则只是作为这些星斗的背景而存在着，并被这些星斗照亮着。那时的知识分子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思想，所以他们非常谦虚，对于思想家心怀景仰，兢兢业业地研究、注释他们的著作，把它们传递给后代。于是我们便有了成百上千种《论语》、《老子》和《易经》的考证和注释。当然，他们不如今天的知识分子“高明”，他们只是理解，并不去指责先贤们是什么“主义”、什么“阶级”。
在古代，学问还没有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品格，正如思想家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一样。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那种对于政治的傲慢是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即使是最早建立民主制的希腊，也很少见到如此尖锐和直接的冷嘲热讽。
他们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比如孔子游说于各个国家，以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哪个国家都会得到很高的待遇，不光有吃有喝，还有数量可观的财富。但是，如果得不到重用，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便毅然离开，决不会贪图那里的荣华富贵。
他们有为帝王师的狂傲，决不献媚于政治或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反而总是当权者的批评者。有人请庄子去做官，他不仅不看作是一种荣耀，反而视为对自己的一种伤害，是把自己当作供奉给神的祭品，避之惟恐不及。孟子本来要去朝见国王，恰在这时国王派人来说：“我本来应当看你，但因感风寒，不便出门。不知道我能否在朝中见到你？”孟子一听，便断然说到：“很不幸，我也正巧有病，不能上朝。”在孟子看来，“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孟子•公孙丑下》）既然是你想找大臣讨论国事，为什么不到他家里去呢？摆架子装病，不仅缺少诚意，而且对大臣也不够重视和尊重。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在齐国为相，对于国王的一举一动都加以监督，只要是有害于治理国家的行为，就坚决反对，要求国王改正，否则便以辞职相威胁。即使是国王要撤他的职、流放他，也毫不畏惧，心里所想的仍然是他的人民。
当今的知识分子中还有这样的人吗？连区区“校长助理”都看得比教授和博导重要，署名时喜形于色地放在前面，何况更大的官职了。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位总统说要召见某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他的秘书打的电话，那么这个知识分子恐怕要迫不及待地枕戈待旦了。咱们中国的历史上，辞官的文人比比皆是，而到了现代却凤毛麟角，多的是想做官而不得的人。
思想家不仅是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者，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而不做的人。公输盘造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墨子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公输盘和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现代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呢？如果单看他们嘴里发出的议论，可要比墨子高尚得多，一个个简直就是圣人。然而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伟大口号，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要求别人“应该”做的，而他自己却例外。甭说是“行十日十夜”，就是举手之劳他也懒得去做的。因为他说这些话不过是为了谋生，为了手中的饭碗，只要饭碗尚在即已窃窃私喜，何劳贵体焉！正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也。
思想家是坦诚的，绝不口是而心非；而现代的知识分子却是虚伪的，心非而口是。思想家言行一致，不计较名利就是不计较名利，而在乎名利的也绝不忸怩作态，假装不在乎。孔子不仅不在乎钱财，而且也不在乎人家的批评，明知不可而为之，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倡导为我论的杨朱，声言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干，何其坦率！而现代知识分子们却要圆滑得多：日进斗金，却信誓旦旦地说不在乎金钱；为了博取所谓的知名度，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搞什么肉体写作、欲望写作、零距离写作，还大言不惭地说视名声如粪土！这不过是在变相地出卖肉体和灵魂以哗众取宠而已。不！这样的人实际上已经没有灵魂可卖了，只剩了一个充满欲望的躯壳罢了。这样的躯壳本是分文不值的，却成了市场上的畅销货。这些文化的娼妓本来肮脏不堪，却被打扮成了“美女”、“美男”。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古代学问以至于艺术还没有成为谋生的必要手段，还不是一种经济活动。在古代，撰写著作和艺术创作既没有稿费，也不一定能成为进阶的工具。他们所追求的也并非这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而是要化育天下、建功立业，所以他们不在乎一时的得失，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陶渊明并不是由于家里富有才不在乎那个小官，实际上那个小官所带来的微薄收入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家里“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家中无财产，吃穿常成问题，而他又“性嗜酒”，因“家贫不能常得”。（《陶渊明集全译》，郭维森、包景诚译注，第30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如果做这个小官，酒起码是有得喝，可他宁愿放弃这个有酒喝的职业，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受官僚机构种种制度的束缚。当他回到故乡田园的时候，便如逃出牢笼的小鸟，自由欢欣之情不可言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集全译》，第55页）如今的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他们的写作首先就是为了老婆孩子，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其次则是为了完成单位的“产量”，更进一步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的“任务”，以便使国家的学术事业欣欣向荣。可见，学术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在古代，学术活动还没有成为政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孔子、庄子，都是“自由撰稿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一种自由创造。甚至到了晚近时代也还是如此，学问与政治、经济活动是分开的，如斯宾诺莎、笛卡尔。中国亦然，尽管那时被称之为“封建专制主义”，但还没有专到把学术与政治合为一体的程度，学术活动是学者自己的事，例如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术活动都远离朝廷，多在名山大川中，尚未集中到京城。他们多有拒绝做官者，即使那些追随他们的弟子们也多是为了自身的修养和出于求知，而非为了做官或“投资”——如果是为了这些个东西，他们就不必跑到山野老林中去了，去京城可也。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术活动日益沦为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学术机构成了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学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机构中，学者成为官僚，而官僚也成为学者。当一个学者束缚在这种种机构中、制度中的时候，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呢？
思想家们是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而写作，而知识分子是为外在的力量驱使而写作，正如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显而易见，前者是自由的，而后者则无自由可言——当一个人是为了职位、为了任务、为了权势而写作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是真的吗？他的写作会有创造的激情吗？既然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工业的一部分，谋生的手段，所以也就不需要每个人都有创见，也不需要每篇文章都有见解，而且也不可能。当思想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这种职业也就不再需要思想了！
思想家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大境界、大慈悲的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和执着追求的人，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人，一个富于激情和创造性的人。在最近的中国，还算得上这种思想家式的人物，也只有马寅初和梁漱溟，在那样一个所有知识分子都失去判断力、人云亦云的时代，他们还能够不屈服于权力与权威，坚持己见，没有英雄的气概，是做不到的。
但现代的知识分子却沦为一架工作的机器，一架以知识为工作材料的机器。他早已丧失了古代文人的风骨，失去了化育天下的胸怀，沦为芸芸众生，因为他失去了独立的判断力。因此他也就失去了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责任，他也早已没有资格担负起这个责任。于是，知识分子已经与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惜的是，人们（包括知识分子自身）大多没有认清知识分子的这一实质性、历史性的变化，因而赋予了自身以过高的期望。他们没有意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如果要改造天下，就必须先改造他们自身，否则就只能是痴人说梦。当然，这种改造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外来的力量来进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改造是悲剧性的——而只能由知识分子自身来进行，只能是自我改造。只有当知识分子还具有自我改造、自我批判的能力的时候，它才是有希望的，才有可能从中产生出思想家。然而，当今的知识分子还具有这种能力吗？
既然知识分子已经退化为一般民众，他们的贬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常常怀念从前“知识分子”的待遇之高，岂不知并不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待遇低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已经不可与其前辈同日而语。这种价值的贬损，主要还不是由于外来的力量——这种力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根本上是他们自贬其值，这正是当今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