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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则当代学术传闻看知识分子心态
○ 宣炳善
学术传闻往往腾播于学者口舌之间，颇能见出其潜在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是一件颇有挑战性的事，如果是研究当代知识分子，就会得罪不少人，但从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来看，这又是必须做的事。由于科学精神与批评传统的匮乏，我们一直没有形成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古代最多也只是一些儒林学案。因此在人与学科之间两相权衡，自然还是舍人而取学科之发展，下面就从两则学术传闻说起。第一则是在2001年12月20日的《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上个世纪之交的两学者》的文章，对章太炎和辜鸿铭有颇为传神的描写。尤其对辜鸿铭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对东方文化尴尬境遇的思考颇有眼光，文章是才子式洋洋洒洒的写法，但讲述的一则关于顾颉刚的传闻则为无稽之谈。顾先生以疑古辨伪著称，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专门辨别哪些史料是伪造的，并进行史料的时代移置利用。顾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就有人给他造伪，造伪造到了在生前专门以辨伪疑古著称的顾先生头上，后辈学子实有必要为顾先生说几句。这则传闻说的是：
历史学者顾颉刚当年从欧洲学成归来，拜见老师章太炎，大谈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老章这时一撇嘴，漫声问道
：“你有没有曾祖？”顾说 ：“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太炎说
：“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章太炎如此难为后辈，实在是有点无赖了。
到底谁是无赖呢？
此则传闻实有三不通之处。其一，顾颉刚先生的学问是从欧洲学来的吗？顾颉刚一生从未出国留学或进修，更谈不上什么从欧洲学成归来。顾颉刚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学者。1916年，顾颉刚参加北大本科入学考试，考入北大中国哲学门。1920年本科毕业留校任助教，他的最高学历只有哲学本科。顾颉刚宏大的学术视野与在北大读书、工作期间受康有为、刘半农、胡适、钱玄同的影响有关，也和他看戏的生活经历有关。通过阅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使顾颉刚认识到章太炎太过于死守古文家的家法，而康有为认为上古史茫昧无稽，史实与材料极为缺乏而且靠不住，这给顾颉刚后来怀疑中国上古史是伪造的这一观念产生了影响。而受刘半农的影响则使顾颉刚注意到民谣、民歌一类的民间文艺作品并在家乡苏州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从而开启了民俗学的研究。而与胡适、钱玄同讨论伪书伪史问题，则最终使顾颉刚发现了中国古史的叙述是层累造成的事实，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这样四个观念。顾颉刚发起的疑古思潮就这样产生了。所以顾颉刚“学成”是在本土的北京大学，根本不是在欧洲。
其二，我们姑且假设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来的法宝是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那么这当可归为学术上的“眼见为实派”。要真是如此，大家谁都没有亲眼见过春秋战国，难道春秋战国就不存在吗？这实际上是犯了史学中默证法的错误，即不能因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具体材料不存在就干脆认为研究对象也不存在了。而且顾颉刚本人最反对以某一学派自居，正因为这个原因，顾颉刚对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古文经学派自居很不以为然。1913年顾颉刚听章太炎在北京国学会讲学，章太炎大骂今文经学派的康有为怪诞不经，认为他硬捧孔子为教主，提倡孔教，是想通经致用别有用心。顾颉刚那时的学问规模与见识都比较狭隘，因此对章太炎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做章太炎的门徒，于是对康有为就很鄙薄。但后来顾颉刚在苏州读了康有为的书，才发现章太炎是以古文家自居而大骂今文家，实际上还是传统的今古经文之间的学派之争。
对于章太炎来说，虽然他具有清醒的学术求真精神，但如果要在追求真理与严守学派之间两者取其一的话，章太炎是舍真理而守学派的。所以章太炎不信有什么甲骨文的存在，对考古出土文物不屑一顾，而顾颉刚则是舍学派而求真理。顾颉刚的学问自本自根，无家无派，唯真是求，这可以从他看戏与学问的关系中得到体现。以前顾颉刚在苏州时，认为民间的说书赛会一类的东西十分卑俗无聊，于是就不去了解，所以对于民间社会的情形就一直很隔膜。但1913年顾颉刚在北大预科读书时，受叶圣陶的影响，就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的思想接近，逐渐迷上了看戏，北京的各种腔调、各种戏班子他都看。看了两年的戏，顾颉刚就体会到民间戏剧中的故事叙述是在变化的。从史书的记载到小说的记载有变化，而从小说到戏剧的表演又有变化。而同样一件事，不同的戏班子来演，内容往往不同；而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戏里其角色也不同。民间编戏的乡土艺人往往是以自己的观念和想象，通过戏剧的表现方式来揣度古人，叙述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所以民间也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与戏剧式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且不同时代的艺人的叙述也在变化。民间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形象与学者们写的史书上的曹操形象就完全不同，顾颉刚后来研究孟姜女故事也发现孟姜女故事情节随着时间与空间都在发生变化。顾颉刚后来发现学者所构建的历史叙述也是在变化的，学者和民间艺人一样也总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叙述历史。只是学者比民间艺人更复杂，他们还会造伪，会伪造一个三皇五帝的具有严密传承体系的上古史。因此可以用研究民间戏剧故事演变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叙述的演变。于是精英的历史叙述与民间戏剧表演之间就有了一种同构性。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实际上将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通民众的观念也融入了自己的学术和思考之中。因此顾颉刚的疑古思潮的产生和他看戏中的体悟有相当大的关系，并非只是受胡适、钱玄同的影响，这也是顾颉刚的学问主要来自本土智慧的一个明证。而章太炎以正统自居，死守家法，拒绝生活经验，对于民间说唱一类的东西是漠不关心的，因此具有传统学者的气息。正因为此，章太炎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而是一个从传统经师改装的学者。这也正是经学大师章太炎和现代学者顾颉刚的根本区别。所以顾颉刚自己说：“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而这则现代学术奇闻中臆造的“眼见为实派”对于顾颉刚来说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其三，这则传闻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心态。这种心态认为凡是土包子都是不行的，即使顾颉刚的学问那么大，也非得跑到欧洲去求学不可，而学术与思想都得从国外引进才算是科学实验式的真实可靠。顾颉刚一生在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创了现代疑古思潮。顾颉刚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却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于是就有人怀疑土包子能有这样的大发现吗？于是就有学者胡秋原写文章论证告诉我们说顾颉刚的发现只是抄袭日本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但倒底是谁抹杀谁呢？这就好像当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来的时候，就有中国的所谓学者大叫说是我们的鲁迅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学术著作，因为鲁迅是留学日本的。
最让人震惊的是，为什么立足本土的本土智慧会被人轻易地抹杀？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独立的学术与独立的思想，我们只配跟在人家后面邯郸学歩亦步亦趋，整天只配忙着翻译出版介绍。西方都工业化了，我们还停留在农业时代，中国的农民还在用汉代就已发明的锄头，西方都后现代了，我们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于是我们连学习、模仿、抄袭都来不及，哪来的创造呢？要是万一冒出了一点本土智慧，也总会有人出来说这在外国早已有之。这正如在晚清，国外的新东西进来时，就有一些老先生说这些东西咱们古已有之，老早就出口外国现在只不过是出口转内销而已，即所谓西学中源。而如今顾颉刚那么厉害，连外国历史学者都知道顾颉刚的古史辨对中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影响，那么顾颉刚肯定也是留过洋的了，或者即使没有留过洋，也肯定是抄袭了外国人的学术。
要说明一下的是《南方周末》上这则传闻也见于《学林散叶》一书中。不过又稍有不同，《学林散叶》的记载也是胡编的。在这些瞎编乱造的话语事件中，我们的顾颉刚先生的学问就非得从欧洲学来才算成立，立足本土的本土智慧就这样被抹杀了。不过用顾颉刚先生的“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的伪史移置法，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则当代传闻虽是伪造的，不过反映的时代心态却是真实的。这种心态就是当代人文学者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无根的自身底气不足的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心态。
第二则学术传闻则把钱钟书先生也给扯上了。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的《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一书中有《学者何必学文人》一文。文中说：“切莫像某些文人那样，利用职权，搞杂文、诗歌之类的评比，然后脸不红、心不跳，摘取一等奖的桂冠，从而成了丑闻。不要忘记，三百多年前，顾炎武曾经说过，‘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其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的是南宋哲宗朝的宰相刘挚。史书记载：
“挚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少好《礼》学，其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而顾炎武只是引用刘挚的话而已。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条下云：“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在另一篇文章中顾炎武也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这里的刘忠肃即刘挚，“忠肃”是刘挚死后的谥号。顾炎武是以刘挚为榜样，养其器识。
本来到此为止，这件事情就可以澄清了，但是事情还是没有完。在该书《学者何必学文人》一文的末尾附有一篇《学者与文人》一文，在这篇附文中，则更是记载了另一件现代学术奇闻：
八十年代初，杨廷福教授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客居中华书局期间，曾去干面胡同登门拜访钱钟书先生。廷福1957年被错划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钟书先生对他不熟悉，故交谈不久，钟书先生即正色道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廷福兄闻之一愣，因为他深知，清初朴学大师、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过，“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这段文字不免让人惊讶。本来学者写文章出点史实性的差错也是难免的，只要改正就行，但自己错了倒也罢了，却还要以己意度人，说杨廷福也认为这句话是顾炎武说的，而且是“深知”，这就太离奇了。杨廷福确实是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的学者，曾从钱钟书之父钱基博问学。依杨廷福治学之严谨恐不会不知这个出处，而《日知录》也并不是什么特藏孤本的冷僻书。不过钱钟书严格区分文人和学者之分这倒是真的。钱钟书写小说出名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写信过来警告他不要走文苑的路，要走儒林的路。因为文苑多文人，而儒林多学者。钱基博在1932年的《十年来国学之商兑》一文中引裘匡庐先生的话说：“今日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无语不妄。”所谓“无语不妄”就是因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离器论道，信口雌黄，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这样坐而论道，发发牢骚痛快是痛快，但这些远远谈不上是扎扎实实的学术建设。在最起码的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者普遍的自觉意识的时候，这句话同样有当代警示意义。在讨论学者与文人的区别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就应尽量消除传统的文人习气，笔者在两年前就曾撰文就人文学者的文人传统及其文人化倾向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
这两则现代学术传闻，姑录于此。前一则是知识分子的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心态，所以顾颉刚想要求学就非得跑到欧洲才能学成归来；后一则是信口雌黄、游谈无根的知识分子的浮躁心态。
这样贴标签是简单了一点，但本土知识分子的崇洋心态与浮躁心态不改变，人文学科的发展总是有些渺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