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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影
○ 袁济喜
我第一次见到马奇老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好像是1981年的春天，那时正是全国兴起美学热的时候。马老师在一片平房中的一间教室给我们上课。他第一次给予我的印象是一位安详平和的老师。第一堂课他讲的是美学的一般状况，马老师重申了美学是艺术哲学的观点。课上讲的具体内容记不大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是马老师用平淡的口气谈到，在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中，许多人无端地受到他人的伤害，而伤害别人的人在“文革”中也被如法炮制了一番，于是“文革”后，当此人见到以前被他“批判”的人，不好意思地道歉时，那人只是淡然说了一句“彼此彼此”。
当时我对于这一句话并没有太多的理解，后来才知道马老师也是因为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于姚文元的“生活美学”谈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文革”中也饱受磨难。然而磨难虽多心无瑕。这几天我又翻开马老师送给我的《艺术哲学论稿》一书，看到其中一篇题目叫做《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其中写到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不容陶铸式的悲剧再现，不许姚文痞之类的故伎重演。”今天听来，真是言犹在耳。熟悉那段80年代美学热潮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氛围是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人性复归，思想解放，春回大地。现在想想，人性复归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没有人性复归，没有人的价值的确定，思想解放要么变成虚无主义，要么变成一种认识工具。而当时美学热的土壤殆即植根于此。那时的许多文章现在看来虽然很一般，但是其精髓并不完全在学理上面，而是在那种深挚的人文精神与追求美好的心愿上，它和当时文艺思潮的走向彼此互动。
马老师与当时许多劫后再起的美学前辈一样，正是引领民族精神向上向美向善向真的师者。韩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七七、七八级许多学子正是从聆听这些师者之言，走上了美学研究之道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人大听马老师的美学课，在北大听杨辛老师的美学课。马老师的课充满哲思，杨老师的课洋溢着艺术欣赏的美趣。杨老师是较早地在北大阶梯教室用幻灯片讲解美学原理的。我喜欢美学的缘由正是由于马老师等当时一批美学老师的熏陶。后来到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任教，也是马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帮助。许多难忘的情形，至今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在与马老师相处的几年中，始终感受到他作为一位蔼然长者的坦直、真诚、淡泊的人格风度。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老师，生活与学习条件十分窘困。当时人才流失，师资不稳。许多年轻教师为了争取一间小小的住房，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精力。为了我的住房问题，马老师和当时教研室的领导花费了许多心血。记得他找了许多次当时的主管副校长张腾霄，马老师与他是过去哲学系的老领导。但马老师每次见到我说这些事时都是一脸的无奈，他说张副校长也没办法，张副校长老是对他说“我难啊，难啊”。为了我当时的妻子的调动工作之事，他亲自给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领导陈士章写信。马老师是一位对于年轻教师真诚相助的长者。
马老师又是一位执著深沉的学者。这几天，为了写这篇短文，我重新看了许多马老师的论文，越发感到他提出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观点，对于新世纪的学界有很大的启思。马老师并不否定美学研究的对象中有生活的内容，但他认为美学作为一种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学问，其中心价值所在是艺术。因为艺术凝聚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审美关系的精英。从艺术与美学的价值实现来说，艺术是陶冶人的心灵的精神产品。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马老师提出“艺术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是一种精神食粮”，同时他还强调“在意识形态里，艺术是一种最有群众性的、最普遍的意识形态”。读马老师的文章，流畅，显豁，平实，淡泊，不事张扬，却自有一种老涩苍劲之感，这也许和他的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中研习出来的学者的独特经历和人生风骨相关。
从中国文化精神来看，马老师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艺术与美学精神日益边缘化的年代，强调美学与审美关系的艺术价值观念与引领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古人强调“诗者，天地之心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就是说，艺术既是生活，特别是自然与社会的返照，同时更是作为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与自我提升。这样既突出艺术的源泉是自然与社会现实，同时也彰显了艺术的精神境界之美。中国古代所以将境界作为审美心灵与艺术之美的极致，是因为“心之所攀援者谓之境”，艺境是心灵攀登的高峰极致，而它的最高形态是体验而非认识。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中国人》中反复指出，诗在中国人心灵中具有宗教关怀的意义。没有艺术精神作为形而上的底蕴，审美与美学越走向所谓“生活化”就越是流于俗滥，成为民族精神或走向迷狂，或走向深渊的表征。古往今来，这种现象并不鲜见。重温马老师的这些美学观点，我认为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并没有过时，而是具有启示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现在的学界来说，艺术精神的建设，美学形而上学的回归，正是学术精神的重建。经常听到一些当年热中于美学且小有名气的人以不屑的口气说，我现在不再搞它了，没有什么意思嘛。确实，如果美学作为今天许多学人所说的“文化资本”，我们当然可以说它今天不再“热门”，也许是一门“夕阳产业”。对于惯常将学问作为吃饭家伙的中国学界来说，许多人转行势所必然，他们投资更好的学术“绩优股”也无可厚非，在《庄子》书中就有“罔两待景”的对话嘛，中国人的“与时俱进”古已有之。不过，美学的精华并不是外在的学说云云，而是内在的人格精神与学术精神。前几天看到一篇纪念蒋孔阳先生的文章，说蒋先生的学问与人品本身就是美的，自从这些前辈去世之后，现在的美学是有学无美，大概也是说的这一意思。我很赞同这篇文章的看法。
于是，我又回想起2002年6月的那个初夏，由北京市美学学会出面组织的给马奇老师和杨辛老师祝寿并纪念他们学术生涯的一次会议。那是在美丽的波光粼粼的什刹海边上的帅府饭店召开的一次聚会。好几年没有见到马老师了，他依然是那么安详清癯，他向我伸手问好，而我几年没去看他，心里十分不安。在那天的会上，两位老人讲述时的神采使人难忘，更令人回味。杨辛老师谈到他酷爱泰山，每年都要登临泰山，感受天下之大，人生之小，对于人世持超然无争的态度；而马老师却没有多谈美学的问题，而是有点令人意外地大谈自己的人生那一段磨难，他谈到当年在苏区许多人被错误地对待，甚至被冤杀，他说他晚年唯一的愿望是想将这一段历史写成回忆录，痛定思痛，以儆后人。我第一次才知道马老师有着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他平静的外表里，有着许多往日情怀，沧桑风云。他在晚年要写这些回忆录，不是要纠缠于往日的恩怨，而是要倾诉自己的人生感受，珍惜人生，热爱生命，而这不正是美学与艺术根本的价值观吗？从两位世纪美学老人的讲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两种人格精神，一种是对于世态的洞透超然，一种是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执著，而超世与入世的互补正是中国文化在美学和艺术人格精神上面的显现。那天原本只是准备请一两位年轻教师代表与会者表示对于长者的感谢与尊敬，但后来每个年轻人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了自己的心念。现在的许多美学界的中青年学者，都是在这些长辈教育与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我们可以告慰马奇老师的地方。马奇老师是那种人：与他接触，他永远是宁静致远，素朴无奇的，但是离开一段距离后却能品致出内在的永恒。也许正因了美在于距离的道理，他的美学背影，正是他的人格背影的投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