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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篇文章观点的商榷
○ 邵 云
一、关于人口
《数量与素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再反思》（见《粤海风》2003年第6期）一文，有些观点值得存疑。
中国人口问题长时期乃至现在，一直困扰着各届政府。中国人口的暴涨，一是在乾隆到道光的100年间，人口由不足1亿上升为4亿有余；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30年间，人口由5亿（1949年）上升为10亿多（1982年），30年增长了1倍。
此文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人口论是重视人口的素质的，因而也是正确的。他认为毛泽东所以要增加人口的数量，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中国劳动水平低，要增加劳动力来增加生产；二是考虑增加人口是为了应付核战，核战会大规模毁灭人口。作者这种立论是奇怪的：一是人口少消耗也少，人口多消耗也多；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一个劳动力的生产成果除自给外并不会有很多剩余。增加生产只能依靠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作者把毛泽东说得连这点都不明白，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是应付核战，也站不住脚。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真要打核战，最后还要靠中国人来收拾残局的话。那是一种在不公开场合讲的、斥责拼命夸大核战威胁的战争狂人的气愤话。以此来解释毛泽东主张增加人口数量的原因，是不妥当的，甚至是荒唐的。作者又说，毛的人口论其实与马寅初的人口论是一致的。毛泽东曾经讲过某一两句话，并不就是等于制定的政策，事实上那时并没有贯彻计划生育的一系列政策。否则为何批错一个人（马寅初），多出三亿人？
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在80年代不惊慌失措，沿着毛泽东奠定的人口政策执行下去的话，完全是可以不必付出多余的代价也能取得好得多的效果的”。意思是如今的计划生育搞糟了？过去20年，在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特别在初期，确实存在生硬、粗暴的作风。而文化水平较低、生活在闭塞的边远山区农村、封建思想特别严重的人们，也不免抵触反对。这在多年之前，国外某些人也据此指责。但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中国确实是少生了三亿人，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旺、社会的安定、家庭的生活提高，都大有益处。20年来，计划生育观念渐渐深入了人心（包括农村在内），大部分人开始自觉执行计划生育了。同时，医疗条件、基层干部的作用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作者都应当看到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作者认为人口下降要依靠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对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就很慢。但中国要等人口素质提高再控制人口，恐怕现在不是13亿，而是16亿了。大规模的、长期的宣传计划生育，这不是在提高人的素质吗？
我认为此文是书斋里的臆想。计划生育是国策，不负责任的瞎说（当然，他也是打出伟人旗帜的），是有害的。
二、关于血缘
《血与水：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见《粤海风》2004年第1期）用二人对话形式，论述解决中华文化危机的“出路”。 文章说：
“为什么不能把血缘价值，这个客观存在、明显地还在对至今的中国人发挥作用的精神家园发掘出来呢？”“赋予血缘价值以新的内涵，看来就是建立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出发点。”
“现在是走出‘五四’这个思想巨人的影子，正视血缘价值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事实的时候了。”
“五四”提倡的是“科学”和“民主”。现在要以“血缘”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出发点”、“底线”的观点，我认为可以商榷。
“血缘”这种东西古今中外都有，越是原始、越是不发达，越看重血缘，越重视它的价值。部落的聚集、家天下模式、大家族制度、门阀制度，父传子子传孙、任人唯亲等等，都是血缘在起作用。
中国人重视“血缘”更厉害。一是它与儒教结合；二是它与宋代开始的理学结合；三是中国历史特别长，血缘观念也就特别牢固。可以说，“血缘”是封建主义的基础。从周朝的分封制开始，分封的只有同血缘同姓者，虽然因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立了大功，也有异姓封王封爵的，但皇族不用立功、凭血缘就可以讨得爵位。理学提倡“三纲”的“君臣父子夫妻”尊卑，“父子夫妻”也以血缘价值来定位。细析起来，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都与“血缘”价值有牵连。
“血缘”价值派生的“孝”、“悌”观念似乎是好的，但历史上父子反目、兄弟仇杀的不知其数。这说明“血缘”价值观在中国一方面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虚伪的。
到了现代，血缘价值更不值得提倡。在政治伦理上，任人唯亲、裙带风、父荣子贵、门第观、血统论、一人得道猪狗升天等等，都是要反对的。在经济上，家庭式管理企业模式是小农思想的反映。在发展国家，在成功企业中，往往用股份制，不用家族统治。在社会上，称兄道弟、哥儿们义气、不讲原则不讲法，也是害人的。
因此，我以为以“血缘”价值为民族文化的出发点是不妥的。虽然说注以新内涵，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它形成了逆流，你注入什么“新内涵”呢？
［链接］
《粤海风》2003年第6期发表刘德中《数量与素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再反思》，对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提出与一般评论不同的诠释。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其身份更增添了读者对其文的关注。
《粤海风》2004年第1期发表刘斯奋、谭运长的对话《血与水：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从民族文化危机谈起，论及实用理性与生存之道、精神家园与血缘观念，由此提出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