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茧”与“自足”
○ 陈伟华
中国当代理论建设一直是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仁者见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1]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依此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如果把这种理论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飞蛾迥异于蚕，然而它来自蚕蜕，这就暗示传统理论与新兴理论的关系是承传，而非一刀两断。破茧就是突破与创新，茧破，飞蛾出。这也表明理论创新的两大要点：一是承传；一是突破创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说：“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2]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似乎总没有好好利用起来。中国文论史充满智慧的片羽式论断俯拾即是，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然而想要梳理出一个源流兼备的完整系统，却总觉得中间缺乏太多的链接。西文则不同。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支，其文艺观是从批判柏拉图的“摹仿论”开始，后可一直延伸到现代，甚至“西文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差不多都可以溯源到《诗学》，古典主义时期关于‘三整一律’的讨论，也是来自对于《诗学》的一些不同的理解。”[3]
当今理论界的弊端何在？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或者将创新理解为对西方的拿来、翻译、评价、阐释，或者为纠正这种创新的肤浅，逆反性地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从而不仅忘了原创，而且也不知该如何原创，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创新。”[4]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全盘西化与抱残守缺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理论。
建设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不妨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从既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突破既有理论的窠臼——形成新的理论。其中“突破”意识尤其关键，传统文化是支点，新的理论是目标。当然，强调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弃绝异质文化，异质文化既可以作为新的内容融化进来，也可以作为可供借鉴的模式。有破才有立，破从立中来。
原创理论当然不是从天而降。飞蛾既然从旧茧破壳而出，其养分自有源自旧体的部分。也就是说传统理论的素材可以利用，传统理论本身也一样可以承传，所谓源远流长，源清本正。构建中国当代的理论，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实情。“茧”既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指中国的本土实情。“茧”是前提和基础。旧茧和新茧应该有层层相因的地方。破，是打破，是突破。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有突破，才会有进展，只有突破旧的蚕茧，才能产生新一代的蚕茧，这是第二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因袭太多太重，因此“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是一个典型。梳理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可以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源关系。新月诗派整个诗论体系包括诗歌产生论、诗歌建设论、诗歌审美鉴赏论、诗歌风格论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月诗歌理论的源头，新月派诗论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但同时它又用现代话语对传统文论进行了转换，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为其注入了活力，从而产生了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诗理论。
一
然而，由中国实情而言，实现此举并非易事。中国人历来有一种做顺民的心理，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积累沉淀，使中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以守旧为荣，还美名其曰“保存国粹”。又因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号称世界级文明古国，更增添了中国人躺在祖荫下乘凉的理由，使其以地球中心自居，号称中原、中国，津津乐道于巍巍大观、盛龙气象。客人来了往往要炫耀祖上如何如何绰阔，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圆滑的客人往往也随声附和，主人于是愈发飘飘然，愈发要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孰料一晃几千年过去了，待到自闭自封自高自大的门被打开之后，国人一下子傻了眼，于是风也不是风，雨也不是雨，跟别人对起话来感觉就像乡下姑娘进城来，越看越自叹不如，越看越觉得别扭。
中国人的这种保守心态，究其文化根源，当来自在中国长期占主流的儒教文化。鲁迅和闻一多都曾谈到这个问题。
有关历史发展变迁的规律，中国的经典论调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治国方法也有二：一是暴政，一是仁治。前者如夏，后者如周。而对百姓来说，仁政带来的实惠显然要优于暴政，也就认同了周的统治方式。因为儒家以周礼为基调，提倡行仁政，与民同乐。这样一来，更贴了老百姓的心，于是就一心做顺民了，于是自周以下，直至孙逸仙出。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暴动起义事件，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一种“反”的心理。因为无论是哪个阶层，无论是在何种状况下，无论是开初如何如何壮观，往往虎头蛇尾，最终脱不了“顺”的窠臼。比方说太平天国运动，或李自成起义。起义之初，他们急切地“以打破前朝的禁锢，为人们争得自由为第一要务”，待到临近大功告成之时，却又效仿了前朝，不自觉地要“禁锢”人们。
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同样如此，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接受然后被强行实行以后，中国人似乎再也没有跳出儒家的圈圈，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因此要使新理论“破茧”而出，去掉心中的那种顺民思想，当是第一务。
二
从文化心理上看，国人并不缺乏破坏的因子，中国人也善于搞破坏，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远一点的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一点的有中国清代的文字狱。至于征战烽火，千年来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对比一下中西方，不难看出，同样是破坏，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就欧洲的文学发展来说，在中世纪的后期，欧洲掀起了持续两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从中古走向了近代。 而近代的欧美文学，承继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人的传统，在各个时期都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时期有人文主义文学，17世纪有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有启蒙主义文学，19世纪前期有浪漫主义文学，中后期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过一浪。 在中国，虽然也有由诗到词到曲的变化，但变来变去总脱不了诗骚的底子。症结何在？通常人们总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也就是说，旧世界被破坏之后，人们决不希望看到的是荒凉和贫瘠，但在中国，“重构美好世界”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常常被破坏者们所忽视，每次破坏之后，留下的总是废墟满地，哀鸿遍野。其附加后果，就是导致这些破坏者所得到的骂名远比他们得到的赞誉多，久而久之，又成为积习，破坏者们也就永久地落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国民也就愈加固步自封、狭隘保守。这是当代批评界在经历了一段貌似热闹的吵吵嚷嚷之后复又呈现可怕沉寂的病根。理论家们以西方的种种理论来观照中国现实，结果发现自家的东西与西方的理论根本不符，恼羞成怒，便不分青红皂白，横加指责，将自家的东西批得一地鸡毛。待到本土好不容易冒出了一二新生事物，又往往大喝一声“哪来的异端？一棒子打死！”结果致使当代中国的理论界断壁残垣满地，新生事物全无。这种状况现已引起一些人的警觉，但更多的人似乎除了一声叹息之外，也尚无解救之良方。
当然，当代理论界呈现可怕的寂寞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民族积习所致，这病也可以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遗症。我们看到，当时的主流话语诸如“民主”、“科学”等等，几乎全都是舶来品，即便是意思相同，也定用西语而不用中语，中国本土原创的话语几乎无立锥之地。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
应该承认，反文言文只不过是表象，其实质是中国国民在饱受外国列强凌辱后对自强之路的探索，是内忧外患之中的奋争。五四运动的兴起，离不开时势。基于运动的实际效果，这种自强奋进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扩张到了极致，从反文言文进而到反一切传统。这反抗的武器，就是飘洋过海而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诸如，人道主义、进化论等。五四运动，夸张一点说可称之为“西方话语霸权主义运动”，其目标是将一切中国的传统打倒，打倒传统中国的一切，尽管这种霸权活动是被动进行。以梅光迪、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察觉到背后的隐患，他们欲以欧美留学生与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双重身份来校正这种偏颇，高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提倡“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解析世界名著之共性”。不幸的是，他们的苦心不为时人所识，兴起不久便惨遭围攻，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干将们批得体无完肤。就连鲁迅也对他们横挑鼻子竖瞪眼，“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6]其实，其文中也不过一些或推理，或文字方面的错误，类似的错误也并非是《学衡》独有，根本不值得如此大肆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四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先提倡除旧布新的胡适老先生到后来自个儿躲到故纸堆里整理国故去了，而提倡新诗的一干人，如郭沫若等，到后来又转向创作古典诗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回环反复的情况？其根源有三：其一，传统文化的打倒者们并未给民众提供一条新路，西方泊来品又与中土文化终归隔了一层，不能真正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二，旧文化的某些因素还具有勃勃生机。不幸的是时人似乎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是认识到了却有意隐瞒起来。这种状况延续下来，就成了后世思想家们的硬伤。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新理论不具有自足性，无法在发展的更高阶段向后人提供继续发展的具体方案、思路和归途。
如何在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且体系化，这是理论创新关键之关键。
学界曾有一段时间“争论”之风大盛，其根源恐怕也在此。尽管国人有温柔敦厚的传统，但潜意识里也不乏“好斗”的野性。回顾历史，可见“争辩”之风在中国潮涨潮落，历久不衰。巅峰者如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其辩斗之势令人叹为观止。春秋战国时期派系林立，各执一端，各自为政，煞是热闹。鲁迅先生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争论的结果，往往是莫衷一是，论者各执一端。而在喧嚣的背后，我们看到，大量的聪明才智被白白内耗掉了。有人不无悲哀地说，中国的理论建设步入了一个死胡同。
解救之法何在？那就是“不争”，“自足”。既借助传统理论的素材，又有突破，种自己的园地，周延自己的理论，构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窃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误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关键。五四运动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基础上将一切传统都踩在了地上，又不能以本土化的理论来弥补这种空虚，急功近利的直接移植西方理论来应付中国的实际。时间一久，水土不服的后遗症不可避免发作了。
一代有一代之理论，一国有一国之标准，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思想，生硬的嫁接移植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
有人认为，审美之前寻找一个支点（理论背景），并以此为参照系进行观照是审美活动的一个必然过程。这种看法，其实透露出审视者自己的深深不自信，他之所以要寻找理论背景，是因为他除了以别人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之外，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是不具备“自足性”。
黑格尔为了揭示诗的本质和特征，提出并且论证了散文的、诗的和哲学（或称玄学）的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及其区别。他指出，“日常的（散文的）意识完全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以及它们的理由，原因，目的等等，它只满足于把一切存在和发生的事物当作纯然偶然零星孤立的现象，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毫无意义的偶然状态去认识事物。”[7]诗的观照把事物的内在理性和它的实际外在显现结合成活的统一体。[8]诗的创造的结果，“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现实现象本身中的和解。”[9]“玄学的思维只以产生思想为它的结果，它把实在事物的形式变成纯概念的形式。……玄学思维只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思维中的和解。”[10]由此可见，进行“原创”，哲学思维必不可少。
现实中，人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理论家在理论构建上似乎做得很扎实，但实践起来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具体实施起来却漏洞百出。从黑格尔的艺术理念中可以看出，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中，艺术最终必将让位于宗教和哲学。同样，从哲学层面观照理论建设势必为一种理论得以产生的必然要求。
因此，理论家们在构建理论之际，不管其方法与步骤如何，必须具有一种哲学高度的“自足”意识。所谓“自足”，包含两种意思，其一是理论体系的完备，其二是可操作性。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成功的理论都有一个由草创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而“自足”意识将决定一种理论是否能走向成熟，和其成熟周期的长短。
当代中国有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怎样才能产生原创的理论？这当是中国当代理论建设应该重点关注的两大问题。如何产生原创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当为可行之途径，而一个能称之为“原创的理论”的东西，其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具有应有的自足性。
[1]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第7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律诗的研究》，《闻一多集外集》［M］孙敦恒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9页
[3]伍蠡甫、蒋孔阳编《西文文论选•上》，第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版
[4]吴炫 著，《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第1页
[5]《灯下漫谈》，《鲁迅全集》第1卷，198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6]《估〈学衡〉》，鲁迅杂文全集，第1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8][9][10]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3-35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