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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梦的澳门
○ 姚玳玫
淅沥流注的雨，把小住澳门的我困在房间里已经几天了。百无聊赖之际，我打通了刘羡冰先生家的电话。来澳门前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章文钦教授特地介绍了他的两位澳门朋友：一位是已退休在家的澳门教育史专家刘羡冰先生，一位是在澳门档案馆工作的刘芳先生。两位刘先生其实都是女士，在澳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刘羡冰先生的《澳门教育史》是一部钩沉澳门教育400年演变细节的厚实史著。刘芳先生和章文钦先生合作的、辑较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馆藏的1500多条中葡清代中文文书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也是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绕不开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著作。匆匆浏览两位刘先生的著作，澳门学者脚踏实地、勤恳耕耘的身影，已印在我的心上。
电话那边传来羡冰先生朗朗的笑声，不似我印象中澳门女子那种温文含蓄的说话方式。羡冰先生爽快而精确，她立即弄清楚我们住所的确切位置，并约定当天中午相见。没多久，羡冰先生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年近七十的羡冰先生个子不高，一头短发，穿着针织膨体无袖T恤，浑身是活力。
饭局上她滔滔不绝，从澳门的建筑，谈到澳门人的饮食，从葡语在澳门的如何没有市场，谈到葡人如何松懈无为地治理澳门。 关于葡人对澳门管理的松散，我两天后在澳门档案馆的历史图片上所目睹的一幕情景，似乎得到了印证：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这一天，澳门街以及标志性的建筑物上，贴着“毛主席万岁”、“祝建国17周年”的巨幅标语；1966年澳门“一二•三”事件的历史图片上，不断出现群众高抬着巨幅毛主席像在总督府门前示威游行的场面，其模样与国内当时的“文革”景象如出一辙。据说每逢10月，澳门有三次“国庆”。10月1日，高楼上悬挂着五星红旗；10月5日，又换上葡萄牙国国旗；10月10日，再换上青天白日旗，可谓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土生土长的羡冰先生对澳门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她尤为欣赏澳门人的平和、贴实和勤恳。她说，到赌场的多数不是澳门的本地人，本地人不会这么“野”；澳门人不喜欢吃麦当劳，喜欢喝自家煲的老汤、凉茶；有病了看中医，喝中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他们比内地人保持得还好。
羡冰先生还带我们到马路上，指点着那些旧建筑物，介绍它们的来历，仔细考究它们在风格上如何地东西一体。看着那些由中式琉璃瓦的屋檐和西式雕花的拱门、百页窗扇巧妙地拼凑在一起的建筑物，你不能不惊叹澳门人对各路文化的平衡、调适的能力。
据说在澳门，某处有洋式教堂，附近必有一中式神庙与之对峙。澳门新机场落成的时候，既请来洋教堂的大主教为之祈祷，也请来中式佛寺的大和尚为之消灾。
各路文化，不仅并置共存，而且还包含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改造。在这块葡萄牙人统治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土地上，出人意外地无处不呈现着土著的中国“强势文化”对外来者的“弱势文化”的蚕食和改写。被殖民的当地华人以其人多势众的优势，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文化理念和风俗习惯上引领主流，主导澳门文化的走向。
这里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极具中国庙宇的气氛，披红挂绿，烛火飘忽；墙上的耶稣系列壁画，线条简单，色彩斑斓，其形象和气息颇像中国的民间年画，不细看会误以为是哪吒出世图之类；教堂屋顶尖端的两侧，会亮出标语“愿天主保佑你平安！”那是十足的中国人的表达语式。在圣母抱子像前有信徒下跪，嘴里念念叨叨，也许将圣母当作送子观音来供奉。
澳门百姓祭拜妈祖之风极盛。在新填海区南端的海上，树着一尊连底座高二十七米的观音像，远远望去，金光灿烂。塑像所处位置和设计意念，颇似纽约海边的自由女神像。但自由女神面朝大海，高举火炬，召唤远方的来者，显得开放而自信。澳门的观音像，微笑着而双臂合抱于胸前，面朝澳门境内，显得拘谨且内敛。其保佑澳门、造福澳门的用意则是显而易见。
据说，澳门人实在，好学，守规矩，畏天命。小小的澳门，仅我们前来授课的这所由澳门工会办的业余进修中心，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坚持着业余进修学习。
生活是具体而有序地进行着，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澳门的市井间，半新半旧骑楼下面的店铺，并不宽敞也不拥挤的街道，衣着平实而步履和缓的行人，时刻在提醒你，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没有激烈的争搏也没有太多的梦想的城市。人们随遇而安，勤奋敬业，方方面面有条不紊。
澳门每年都出版多种公共行政事务的年度文献，如《行政》（年度期刊，澳门公共行政杂志）、《澳门1995》等系列“论丛”（澳门各行业论文汇编，从1995起，每年一本，每本近80万文字，已出版至《澳门2003》。以上两著，均为澳门基金会投资出版）。在澳门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数量最多、摆得最为整齐且引人注目的是这类澳门行政事务的书籍。看得出这个城市执着于对自己的日常工作事务作细致的缕析和积累，这个城市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有详尽的记录在案。
在羡冰先生的家里，我们还有幸读到她在澳门日报的副刊上发表的一些配有照片的游记散文。羡冰先生是澳门当地知名的文化人士，她不仅写教育史著作，也写一些文艺类的短文章。她的散文写得如历史笔记，平实而处处有来历，记录的多是某地的历史遗迹及其今昔的变迁。她也写感情，但多为一些人皆有之的古今共通的“大感情”，较少有个人化的、隐蔽难言的“小感情”。这种写作方式，再次见出澳门人的平实。
在澳门的书架上，难以见到由当地作家写的令人眼前一亮的诗或小说，想象性的文字和超越式的表达在这里似乎特别地不发达，不像香港，小说有也斯，有西西，诗有昆南，有舒港城，电影有关锦鹏，有陈果，有王家卫……香港人对香港，对自我，对感情，更热衷于或寓言式的或诗意化的表达。单是九七回归后每年的烟花汇演，就引发着香港人的万千感想。当数百万双眼睛同在一个时间里投向黑沉沉的夜空时，他们从烟花的璀灿中，体味出人间多少过眼烟云的苍凉！香港的电影导演不断从这一幕中获得灵感，《流星雨》、《去年烟花特别多》无不诉说着香港人茫然无措的心曲。
澳门人似乎缺少这份忧郁、善感的情怀。对于“回归”，他们持更为平常、平静之心。从他们留下来的文字书籍，可见出这一点。在澳门的各式图书馆，几乎还没读到为“回归”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而写的事关心灵及情感的、让人颤粟的文字，书架上整齐陈列着的关于澳门基本法、关于澳门市政建设、关于澳门名胜导览的各式精美书籍会告诉你，历史的转折已被消化、溶解在一丝不苟的日常事务的严格实施之中。感情及心灵也许是次要的，或者说，它至少已被搁置起来——无名，无声，不明所以，消失在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之中。
走在澳门的街道上，有一道景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澳门遍地林立的“押”店。澳门以赌场闻名于天下，赌博是平实的澳门最富有幻想性、挑战性的一幕：孤注一掷，铤而走险，胜败于眨眼之间。在人生祸福相伴的临界线上，没有撒手一放的胆量和想象力，是不敢轻易问津于此道的。羡冰先生说，本地人极少上赌场。这“少上赌场”有澳门人本份之意，也未曾没有澳门人不敢撒手于日常约束的另一层含义。这遍地的押店，就时时刻刻在准备着给铤而走险者以当头一棒。押店是靠赌徒在赌场上输个精光后不得不典当物品而存在着的另一种交易场所，典当者是押店的衣食父母，这遍地的押店得以维持，可见典当者之多。典当、抵押，将或沉溺于发财的美梦、或跌入于破产的深渊的赌徒逼回现实中来。在这里，一是一，二是二，输光了就得典当东西，来不得半点含糊。不管赌台上魔方般的转盘和翻滚旋转着的命运骰子如何地使人迷乱而疯狂，押店里的老板掂量金银珠宝、手表衣物的那双手可是精如厘秤，不留给失败者以丝毫同情的余地。柜台上分毫必究的讨价还价，如一盆冷水，会把那个倒霉的、依然在跌倒的惨痛中迷糊着的赌徒浇个清醒，让他明白，现实就是现实，澳门毕竟是澳门，任何非非之想——情感梦抑或发财梦，都难以在这里插足。
 澳门狭窄而蜿蜒着的马路就如这个城市的血管，密密麻麻，布满城市的各个角落。除了重要街道外，多数的马路没有红绿灯，令人惊叹于这些细小的“血管”竟是如此畅通无阻，也许从葡萄牙政府统治时就留下了传统，澳门人大小老幼都似有一种自治自律的安份感。
无需红绿灯的路规的松弛，遍地是赌场的良莠杂陈的诱惑，都在磨练着澳门人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理性，考验着他们自我控制的能力。
澳门的“青年感化院”，这一更具有人情味名称的拘禁犯法人员的地方体现着澳门的人治模式。“感化”突出着人的内省自律，强调通过教育，让犯法的人由“感”而“化”，将良民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重新做人——而非对犯人进行强制性的改造。澳门人以悄然的“自觉”，维护着一个有序的世界。羡冰先生在《澳门教育史》中提及澳门教育的一大特色：“较多的自主性和较少的规范性”，未曾不是一种教人学会自律的方法。
然而，这个城市总让人觉得缺少点什么。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老师，学习这些‘五四’时期谈情说爱的小说，有什么用处？”我哑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