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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冰兄
○ 岑 桑
廖老冰兄送我一册他自己的画传——《给世界擦把脸》。黑底封面浮现着传主脍炙人口的作品——《自嘲》。《自嘲》是使冰兄本来已经响亮的名字更显铿锵的传世之作。
 20世纪40年代之初，在粤北山间念初中的时候便已闻廖冰兄的大名。十年之后，结识了这位心仪已久的艺术家。他随和、风趣，谈吐幽默，聊起天来，侃侃而谈恍如一组组以声音来表现的漫画，令人忍俊不禁。因此每逢有他在，场面就笑声不绝，热闹极了。接触多几回，印象就深刻起来：这个豁达、乐天的透明人，是个善良的人，坦诚的人，真挚的人，浑身洋溢着人情味的人。
我是逐字逐句读完了冰兄的画传的。
冰兄的画传里有不少关于他儿时的生动故事。冰兄之所以舍弃了自己原来的名字而改称冰兄，纯然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廖冰的胞妹。正是由于兄妹情深，作为哥哥的他才作出如此看似并不经心其实却是很有分量的决定的。年迈的冰兄不止一次给儿女们说过这样的往事：阿冰淘气，妈妈要打阿冰，我就赶快捡根木柴用力打自己，每次都令妈妈打不成阿冰。有一次，阿冰上街去了，忽然天降大雨，我担忧被雨淋着的冰妹，自己也跑到露天的地方，任大雨淋透自己，为的是要与冰妹同受雨淋之苦……”这是一个孩子以最原始和最朴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别人的关爱。这两个生活细节是连最善于形象思维的作家也无从设想的。从这两个动人的真实细节切入，可以窥见后来成为艺术家的冰兄，情怀一脉相承，即便早在稚年，也已是如此富于人情味。
我愿意相信有源于遗传基因的所谓天性，不过对一个人的品性起更重要作用的，恐怕还是环境因素吧?我想，人道情怀是善良的天性与面对丑恶而激发的义愤的乘积，画传告诉我，冰兄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当年那个瘦弱的街童是在光怪陆离的社会底层艰难地活过来的。像别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那样的年龄，他便以愁苦的双眸张望愁苦的世界。那是一个不必细说的由眼泪和呻吟交织而成的世界。处于苦难最能理解苦难，那个世界以它的冰冷和残酷震颤了这个苦儿的心灵的同时，也使他那善良的幼小心灵滋生了对所有不幸的关爱和对所有不平的愤懑。这种面对人世间的关爱和愤懑的深情融入了血脉之中，形成了冰兄毕生无时不显现的人道情怀。早在l935年，甫届弱冠之年的他便创作了不少为被损害与被凌辱的弱者呼号的作品，如《小奴隶之死》，写两个同病相怜的苦命婢女，因为不堪主人的虐待而双双投井自尽的悲剧；同是作于l935年的《慈善事业》和《营业竞争》等，都是对社会底层不幸的人们倾注了深情的哀伤之作。当时尚未出道的年轻画家表现于这些作品中的手法还很稚嫩，因欠缺想像力而显得平淡，但他的创作取向已显露出对社会生活强烈的干预性。作于l949年的《寒夜梦》标志着冰兄漫画创作的一次飞跃，他的画不再是过去那种图解式的平铺直叙，而是“漫”起来了。这幅作品写一个寒夜里无家可归的穷孩子，蜷缩于城市街头一角，于饥寒交迫中幻想自己浑身长出了足以御寒的长毛。这离奇的幻想自然绝不可能成为事实，唯其绝不可能，才使画中苦儿的离奇幻想散发出更加感人肺腑的凄怆。这幅作品固然以其构思奇特而赢来称誉，其实它弥足珍贵的价值，还在于它透现出来的艺术家那份寄付世间所有孤苦生灵的关爱。我们分明谛听到隐隐然回荡其间的不平之鸣。是的，冰兄毕生爱作不平之鸣。不平之鸣出自他的良知。良知使他厌恶世间的一切污秽和丑陋，一切不公不平和不仁不义，善良正直的秉性使他断然不能与之和平共处，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弥足珍贵的精神特征。在暴敌铁蹄之下，他当然是个热血男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他当然成为横眉怒目的叛逆；目睹诸般腐烂发臭的社会现实，他当然禁不住拍案而起。他没有刀枪，也没有权势；只有满腔热血和一杆秃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腥风血雨中，乃出现了抗日漫画宣传队里那个废寝忘餐的年青队员；二战结束，群丑“还都”，神州大地四面八方的乌烟瘴气升腾而起之际，乃有了“幻托猫城写贼行”的《猫国春秋》以及紧随其后的《方生未死篇》……他是社会的良心，他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1949年普天同庆的时刻，冰兄满怀豪情，从香港回到广州这个为他所稔熟的南方大城。儿时的凄苦记忆，使眼前莺歌燕舞、万众腾欢的景色更形灿烂，心花怒放的他禁不住为之欢呼雀跃。此时正当盛年的艺术家以他澎湃的激情，日以继夜地创作出不可胜数的宣传画，热情讴歌充满希望的新时光，衷心感激和礼赞伟大英明的共和国缔造者。
冰兄，性情中人也!如此情怀，岂能摆脱得了“阳谋”布下的罗网！1957年，冰兄天真地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应约创作了讽刺文艺界教条主义现象的《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闯祸了!这一组讽刺漫画，“白纸黑字，神力难移”，成了廖冰兄“向党恶毒攻击、猖狂进攻”的罪证。这位一向对党和伟大领袖感恩戴德，并且以作其马前卒为荣的忠贞之士，立即成了“恶毒、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十恶不赦而被打入另册，撤销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和广州市人大代表职务，下放白云山农场劳动。我们无从猜想冰兄当时的心境。他怨恨吗？他抵触吗?他感到委屈吗?我想未必如此。善良的冰兄此时有的也许仅仅是茫茫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我相信他在批判大会上说自己存在“立场问题”的检讨绝非敷衍，而是出自真心。 党难道还会有错吗?伟大领袖难道还会有错吗？政策难道还会有错吗？绝不可能，出错的永远只会是自己!他是自己心中神祗的驯服工具，神祗指往哪里他便奔向哪里。他又是自己心中神祗的驯服囚徒，神祗说他罪属何等他也心甘情愿自罪何等。冰兄是无限虔诚的政治善信。这种善信心态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至十年浩劫君临的荒唐时日，他依然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驯服囚徒。“文革”中他被关押，在转移关押地点途中，他对办他专案的人员说：“如果你见到我的家人，就说我的确是反革命，组织没有搞错。”冰兄说这话难道仅仅为的是让家人不要心怀不满，不要怨恨他的神祗?我看不尽如此，他兴许还相信自己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反革命”，要不，圣明的神祗怎会让自己落到这等田地!
造神运动在造神的同时也造就无数为之顶礼膜拜的善信。看来造神还不是造神运动的最终目的；造神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尽可能多的善信，因为没有善信就无所谓神，神是只有依靠因醺醺然而盲从的善信才得以成其为神的。醉者一旦醒来，就会憬悟到自己先前的醉态和幻觉竟是多么的可怜可笑。
l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契机，中国政治神坛开始崩坍，为沉重的精神枷锁缧绁已久的人们得到松解，是非观、价值观以至行为方式都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一觉醒来之余，冰兄慨叹道：“回顾身后鲜血淋漓的道路，自己的痛、全党全民的痛一齐袭来，痛到心如刀割，恨得怒火中烧。积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如火药库爆炸一样……”怨痛和愤怒使这位此时业已步入晚年的艺术家回复了青春，他的创作激情又像熊熊烈火一般燃烧起来。没有供他挥毫作画的画室，他就在自己湫隘的宿舍那仅有一米多宽的走廊，用砖头碎砌了个只有四平方米的简陋书斋，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迈进他艺术生命中的新里程。他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更为诡奇的想像力和更为练达的技法创作出大量漫画，组画《噩梦录》和《残梦纪奇篇》便是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和批判的主要是十年浩劫期间野蛮荒诞的政治现实和众生相。在《噩梦录》的“小序”中，冰兄这样写道： “为了使人妖颠倒的日子不会再现；为了使腥风血雨遍神州的惨剧不再重演；为了使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祸害刻骨铭心；为了激发人们捍卫社会主义法制和实现‘四化’的斗志；我以悲愤交集的心情，记录那场已破的噩梦。”没有比这几句更能准确地概括这组画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功能的语言了。在冰兄这一创作丰收期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画于l979年的《自嘲》。这画绘的是一个倒梨子形的瓦埕，瓦埕破了，但那个因长期生活在瓦埕里变得像瓦埕样的畸形人，还是像个瓦埕模样，畸形如故。冰兄特意把那个畸形人画得像自己以“自嘲”，其实那正是当年的一种普遍典型。关于绘制此画的用意，冰兄是这样说的： “我以此来向获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的人囚入埕中变成畸形？为什么埕破之后依然蜷曲不动、呆如木鸡?他是我、是你、是无数的善良人民，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这是何其发人深省的一问！在《自嘲》中，冰兄虽以埕破后依然蜷曲如故的畸形人自况，其实此时他已从“破埕”里走出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呈倒梨状的畸形人了。以《自嘲》的原始图像为蓝本，冰兄又绘制了一系列“破埕”漫画，或用以讽刺“鬼使神差钻入埕，埕中岁岁颂光明，一朝埕破光明现，反被光明吓大惊”的诸公；或用以讥笑在埕中“高歌自乐”的政治奴才；或用以嘲弄昔日为“左毒”所扭曲的自我……像众多曾经迷盲的善信那样，冰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已经从神坛“领回了上缴的脑袋”，从醉醺醺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可以想自己之所想，可以伸展麻木已久的手脚，重新站了起来，而且斗志昂扬地攀上了又一座艺术高峰，赢来了满堂喝采。嫉恶如仇的冰兄从来就是一名斗士，这一回，面对邪恶的余孽和丑陋的残滓，他又是以斗士的勇猛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冰兄将届九秩高寿。对这位一直以笔为枪，捍卫正义与良心的忠勇斗士，我们只有感激和祝福，此外已难以再有所求。然而毕竟是斗士情怀，“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只要眼前还有不公不正、不仁不义，廖老还是要拍案而起，拿起他本来早就应该封存的画笔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