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家何以可能
○ 罗 宏
前些日子读《粤海风》刊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文人大抵追求四种人生境界：鸿懦、学者、名士、思想家。该文先讲前三种人，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振振有辞。说到第四种人——思想家，顿时就气短起来，作者不无尴尬地写道：“中国古代很少有人称得上思想家”，“中国现代思想家有些先天不足”，“中国未有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诸此等等，读之感慨良多。故想谈谈思想家何以可能的问题，自然也是针对中国文人疏离于思想家的感触之言。
我想，思想家要成为可能，首先得明白何为思想并拥有思想。那么何为思想呢?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知识——具有客观真实性且为社会普遍认同与分享的认识。比如，“1+1=2”，“地球绕太阳公转”，“刘邦，沛人也”之类。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知道，现代文明便是知识构筑起来的。于是，一些人专门去探求知识，叫知识分子或学者。知识丰富且成了系统就叫学问，学问大的人就叫学问家——中国文人中的章太炎、顾颉刚、钱钟书诸先生都是受人景仰的大学问家。不过，学者或者学问家也不一定就是思想家——虽说思想家肯定要有知识和学问。这是因为学问与思想家所要求的思想还有相当距离。如上面提到的“1+1=2”，“地球绕太阳公转”，“刘邦，沛人也”之类的知识，说到底都不是人类的创造发明，只能说是人类的发现总结。尽管发现总结也很伟大，但必须承认，决定的因素还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中国古语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强调发现者的重要性，也体现出了一种故作悖谬的修辞智慧，可较真起来，还是应该说“世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即强调千里马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此外，有些知识之获得也未必特别依赖人类的创造力，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世界划时代的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地理知识，从理论上说便是人人都能完成的认识——只要你参加穿越大西洋的航海。中国许多文人亦然，只要你皓首穷经，记性又好，就能成为书橱般的饱学之士。特别在资讯检索手段不发达、下愚者甚多的古代，这就拥有了知识霸权，实惠得很。所以中国古代文人就养成了掉书袋的脾气。要在今天，谁敢在电脑面前掉书袋?诸此种种表明，知识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成果，最主要是体现了“真”，即一种客观的真实性，它的功能是将认识对象本身的真实情态传达出来，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复述性的，往往不涉及如何利用对世界真实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的见解。对知识的获取一是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二是要记性好，如钱钟书先生般。总之，在知识形态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得并不充分，还达不到思想所要求的创造性。
在我看来，思想起码应该表现为一种见识。有一个营销教学中常讲的故事，说的是某鞋厂老板分别请两家调查公司作市场开发调查，调查目标是某热带土著居民聚居的岛国。两家调查公司的调查员来到岛国后发现，当地的居民全都赤脚，因为人们没有穿鞋的习惯。于是，两位调查员回去后各自做出了调查结论。A调查员的结论是：出于该岛国的居民没有穿鞋的习惯，全都赤脚，所以没有鞋业市场开发的前景：B调查员的结论是：出于该岛国的居民没有穿鞋的习惯，全都赤脚，只要引导得好，将有非常广阔的鞋业市场开发前景。结果鞋厂老板对B调查员的结论非常认同，做出了开发该岛国市场的决定并取得了成功。这个故事表明，A调查员的结论仅仅限于岛国居民没有穿鞋习惯的客观知识，而B调查员不仅充分尊重这一客观知识且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知识结合起来，他认识到，经营者只要引导得好，赤脚的岛国居民就是巨大的鞋业消费市场。显然，他是在对鞋厂老板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事实结合后的可能性进行认识，没有那位鞋厂老板特定的主观努力，B调查员得出市场前景广阔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所以鞋厂老板的主观努力是构成市场前景广阔这个真实态势的要素之一。对于B调查员而言，他的思考既要把握有关岛国的客观知识，又要把握鞋厂老板主观的能力与意志需求，还要把握主客观结合的度。才能得出了单纯依靠知识不可能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一种超越知识的见识。
可见，思想是一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张扬的认识。在认识对象方面，它总是选择有人的意志作用于其中的客体对象进行认识，这意味，被认识到的有关规律是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产物。在认识主体方面，它要求认识者必须从主观与客观结合的多维关系中去探讨对象的规律性，这意味，认识者必须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上面讲得那个调查员的故事就是案例。再比如毛泽东得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对中国革命的思想认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该规律必须依赖革命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且调动广大农民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成为规律，同时也不难发现，毛泽东得出这个认识，不是简单依据中国是农民国家的国情知识，而是充分考虑到主客观各种因素，特别是充满着他本人的主观创造性的。总之，思想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它在对世界客观规律(知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符合人类需要的改造世界的理想与途径，它不仅关心“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的问题，还要进一步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它是对知识的超越，是更加显现人的创造性与人的本质力量的精神认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思想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态。如果我们对思想上有上述的认识，那么对思想家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回答：思想家作为以思想探索与发表为生活主旋律并取得公认成就的人，首先必须拥有创见性的思想。诚然，思想家必须得有知识学问，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对于思想家的自我实现而言，知识学问只是前提而非归宿，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的，知识只有转化为见识即思想才是有意义的。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把知识学问当作了思想，而且认为越有知识学问也就越有思想。于是，中国也就盛产皓首穷经、学富五车、旁征博引、述而不作的学究，少有思想家。
其实，中国也有过思想家星汉灿烂的岁月，那便是百家争的先秦时代。尽管中国思想家的黄金岁月似乎也只有先秦时代，还是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思想家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觉得，先秦时代之所以思想家如雨后春笋，大抵有三方面原因。其一，礼坏乐崩，乱世危机——原有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生存经验统统失范，时代把社会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摆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用恩格斯的话，这是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蜂起争鸣，思想家群体也就诞生了。其二，由于纲纪崩坏、天下大乱，思想的发表也就没了管制与禁锢，这正是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冲破牢笼，充分发挥创造性，自由飞翔的时代。先秦诸子的言行均发自内心，毫无顾及，思潮奔涌，充满个性与机锋，也充满想象与创造，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三，这个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大中华文化正在创构的时代，面对全新的文化使命，先秦思想家们严重缺乏既成思想资源，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直接面对问题本身，以自己的思想直接照亮现实。没有什么原道、宗经、征圣的依托，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的包袱。读先秦诸子的文章，你会有一种直截了当，明快扼要的美感，它仿佛使你直接感受到思想本体的姿态，对此我称之为思想的直接性。我认为，这种直接面对问题的思想环境是最考验思想质量即创造性的环境，自然也是铸造思想家的环境。
显然，思想家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社会与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光靠客观性的知识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有人把知识与人的需要与能力结合起来考虑，提出思想才能解决。于是，思想家就诞生了。这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的道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思想家只能是时代机遇的产物，只有等社会问题成了堆甚至爆发了危机才轮到思想家出场，事实上，人类许多大思想家都诞生在社会昌明或者说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古希腊民主政治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都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还有培根、笛卡尔、康德等等都是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里完成自己思想家的生涯。再说，20世纪以来，人类大体上面对的是同样的世界，为什么大思想家大多集中在西方呢?可见，思想家不仅要在问题找上门的时候挺身而出，更要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坦率地说，就主动发现问题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西方知识分子。有研究者说，中国独创的思想学说止于先秦，我很赞同。究其因，大概就和民族性有关了。西方人有“爱智慧”的传统，也就是爱思想本身，通俗地说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不找到事物最终原因，最终的合理性就不放弃。而中国人的思维性格是实用理性，李泽厚总结说：“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诊视人际，讲究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1)于是，中国人总是等到问题找上门了，才不得不应对问题，很少未雨绸缪，主动去发现问题。并且，在应对问题时总是尽可能采取改良主义——治标不治本，甚至玩弄概念游戏，虚假地解决问题。比如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持续至今的所谓文学观革命，不过是在方法论上兜圈子，即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给文学下定义：文学是里比多的升华、文学是一种惯例、文学是语言的陌生化、文学是一种结构、文学是一种符号，文学是……林林种种，不一而足。结果怎样呢，根本没有解决任何文学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越来越不搭界。想想看，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就在“文学是什么”中讨生活，同样是20多年光景，毛泽东思想已经解放了全中国!可惜，毛泽东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缺乏思想家也就十分正常了。
于是，就涉及社会怎样培植思想家的问题了。试想，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可能有思想家吗?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生潦倒的孔子一下子具有了国家思想家的地位，两千年来可谓空前绝后，表面上看，这可是对思想家无以复加地呵护，但很奇怪，就如同山林中的猛虎一旦被关进了动物园就变得像猫一样，思想家一旦被神圣化，也会失去思想的风采。比如，孔子的思想就变成了经学，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诚惶诚恐去研读的知识，其结果，不是诞生更多的思想家而是学问家。至于封建统治者，则也利用孔学的神圣性去制止另类思想家的诞生。看来，思想家的神圣化只能导致自身的消亡。自先秦以降，中国的大思想家可谓寥寥可数，其社会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如果再联想一下西方的情况，体会就更深刻，众所周知，西方历史上思想家最荒芜的年代就是中世纪，而这个年代恰恰就是神学思想家最神圣的年代。因为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在于超越，思想的成长需要经历碰撞的洗礼，一旦某种思想被神圣化，就意味着登峰造极，就意味着无法超越也无须超越，就意味着思想的终结——这恰恰是反思想的。其实，一个社会培植思想家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思想权利，即实行思想民主。通俗地说，就是把猛虎放归山林，让它按本性生长。思想的生态本性就百花齐放。历史也证明，但凡思想之花竞放的社会，就有大进步、大发展的前景。
洗礼，一旦某种思想被神圣化，就意味着登峰造极，就意味着无法超越也无须超越，就意味着思想的终结——这恰恰是反思想的。其实，一个社会培植思想家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思想权利，即实行思想民主。通俗地说，就是把猛虎放归山林，让它按本性生长。思想的生态本性就百花齐放。历史也证明，但凡思想之花竞放的社会，就有大进步、大发展的前景。
当然，思想家何以可能不仅与社会密切相关，还与思想者本人的素质密切相关。我认为，思想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直接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个问题上文已经涉及，但没有从思想家的素质角度谈，尤其面对中国国情还须作些阐释。本来，思想就是探求解决问题的真理。什么是真理?按古希腊文的原义，就是去掉遮掩，露出本相的意思，所以人们常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认识论中，也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美学原则——简单性原则，用奥卡姆的表述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他还更明确地说过：“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2)这意味我们在思考问题以及表述自己的思想时要讲究效率，讲究投入与产出比，从而形成一种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独立的直接面对问题的能力。
众所周知，中国人讨论问题，特别强调“宗经”、“征圣”，就是要有权威认同。至少也要符合惯例，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尽管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质问：“从来如此，就对么?”至今还是没有大改观，因为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性格了。这就扼杀了思想者独立的直接面对问题的能力，办即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试想，如果对某个问题，经典或圣人已经有过相同的分析判断，还要你去思考干什么?其次，为了找出处，我们除了自己把问题想通，还得去搜索相关的知识，看圣人想过没想过，想通没想通，这不是画蛇添足，浪费精力么?如果问题重要，我们也想通了，圣人想没想，想通没想通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我们明白了某种道理。如果我们孤陋寡闻，思想自然很难发表，如果思想被发表了，至少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还需要了解有关的道理，至于同圣人撞了车，顶多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再次，为了满足引经据典的需求，就会产生相关的研究与知识，而对于这个相关的研究与知识又会产生相关的研究与知识……如此延续，以至无穷。于是知识越来越丰富而我们离问题却越来越远——学问家也就把思想家淹没了。最终，连思想家也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学问家，丧失了直接面对问题的能力。冷静地翻阅一下当下洋洋大观的社科论述，难道不是知识性的资讯转述淹没了思想么?或许是偏见，我觉得当前有必要提出“反知识污染”的口号，也就是说对知识的追求要有个度的意识。当年庄子就说过，吾生有涯而学无涯，以有涯而逐无涯，殆矣。我认为还不仅是人生有限的问题，还要明白知识的价值所在。知识只是思想的原料，尤其对思想家来说，知识只要能满足思考的需要就足够了。他应该用尽可能少的知识尤其是尽可能少地引经据典来完成自己的思想阐述，这才体现思想的简单性原则，这才是思想的效率所在。思想的权威审判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如此一来，又一个话题便出现了——怎样来检验思想?细细想来，人们讨论问题为什么总要讲出处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无非是想加强认同感，说到底，就是迎合社会的公共心态。什么公共心态?就是权威崇拜。比如当下中国文化知识界流行的考评文化现象就特别耐人寻味。大致说来，就是各类拥有话语权的社会机构，纷纷根据自己的权力特点，推出相应的业绩考评体系与活动，如各种评奖与排名，各种质量达标与验收，包括诸多期刊，自己被考评了一番获得了某种认证，又作为标准来考评其他人的研究论文够不够水平，上没上档次……于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在眼花缭乱的考评活动中疲于奔命。据说，这就是与国际接轨，这就叫科研与文化事业的科学管理。诸此种种，令人不禁联想当年的大跃进和科举制度。诚然，我们应该承认，对于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业务是需要进行考评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考评本身首先就要经过更严格的考评，包括让被考评者来参与这种对考评的考评，使大家口服心服地接受考评。坦率地说，目前推行的种种考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缺乏科学的合法性，难怪许多人提出质疑：考评者凭什么资格来考评我？的确，目前的考评流弊是很明显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可说是最大的流弊。那些出于腐败动机，挂羊头卖狗肉的考评就不说了，而许多动机正当的考评也因为腐败的勾兑，沦为弄虚作假的考评，还有些考评，虽与腐败无关，也因为标准脱离实际或者缺乏科学性，使不少有建树却欠规范的思想成果得不到认同。更严重的是，在这种考评文化的明示或暗示下，也就培养出一种社会心态：对标准与规范的权威崇拜。这恰恰是扼杀思想家的一种心理素质。康德说过，天才是创造规范而不是遵守规范的。我想，思想家亦然。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304
[2]见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1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