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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家的专业化
○ 林兴宅 吴尔芬
林兴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作家如何完成从个人化写作到专业化写作的转型。经历了80年代风起云涌的小说大潮之后，我们目睹了中国小说的逐步萎缩：书店的小说日渐减少；图书馆的小说落满尘埃；小说期刊被挤到报刊亭的最小角落；股票知识取代了读者床头的小说读本；小说家在大众心目中由精神导师跌落为精神怪异者。
吴尔芬（厦门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们还看到事实的另一面 ：美国畅销小说充斥书店 ；散文精选花样翻新
；传统名著反复重版。官方批评作家没有唱响主旋律 ；各行各业抱怨找不到贴近他们生活的小说 ；小说家指责评论家不读作品，而评论家义正词严地反唇相讥
：“除了金庸，还有谁值得我们一读吗？”
林：到处是语言探索、形式经验、结构颠覆，语言游戏成了文学的主体，小说成为作家个人化写作所建立起来的臆想世界。到底是作家背离了读者，还是读者背弃了小说？
吴：只有一个小说家例外，那就是金庸。上至专家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没有哪一个阶层不在读金庸。以致于有了“金学”，以致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
林：谈到金庸的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娱乐性。正如金庸自己所说，“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
吴：仅仅从文本上研究金庸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写作意义上考量金庸对中国文坛独特的影响，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认为，金庸专业化的小说写作比他作品的娱乐性更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道理很简单，中国传统小说名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作品的娱乐性，二是创作的专业化。
林：“专业化”在中国是有特殊含意的，是指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的专业作家，而不是指专业写小说的人。专业写小说的人应该称为“职业作家”。
吴：现在的作协，已经很难把它和其他权力机构区别开来。那里供养的“专业作家”在作协领工资，在作协报销差旅费和药费，在作协锁一间办公室，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不是专业写小说的人，而是以“作家”为“职业”的人。
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中国文坛不愉快又有损大家自尊心的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位作家的影响力能够超过金庸。同时，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即平凡和英雄的方面描绘得那么完整；也没有哪个中国小说家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深入；更找不到哪个小说家对现代意识的分析比普鲁斯特更成功。在这些成就面前，我们务必好好地想一想：尽管中国的专业作家是全世界最多的，但专业的小说家则寥寥无几，连他们最得意的作品也难以在国际上获得地位。事实上，外国人往往是通过徐克、吴宇森等人的武侠电影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来认知中国的。
吴：在中国小说界，许多小碉堡被当成了摩天大楼。比如，《白鹿原》和《活着》是最富声望的当代小说，其中《白鹿原》被认为是反映社会转折时期观念冲突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如果把它跟《卡拉马佐夫兄弟》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白鹿原》的真实分量了。而《活着》被誉为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经典，我们却无法回避，在揭示中国农民苦难的深度和广度上，赛珍珠的《大地》远远走在了《活着》的前头。
林：这就涉及小说家归类的问题，不客气地说，按表现方式分类是评论家的一大错误。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所有的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种提法都把苏童的《妻妾成群》归进去了。
吴：更糊涂的是按作家的出生时间分类，什么“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新新人类小说”。本来，评论家应该坐下来消化作品，与作者一起奋斗。但是他们太急于出名了，只愿将一本书跟当时的历史、作者的生平、涉及的事件，尤其是跟某种潮流联系起来。
林：作家只能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分类才趋于合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家看来，文学是一种生存的策略，用来帮助有文学欲望的人装点门面，这就是中国小说的困境所在。
吴：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小说的前景时认为，小说不会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地萎缩直到消失。在女人不问年龄、期刊不问发行的今天，他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的。中国文坛时下的小说家，大多以流派作家而存在，提到某个小说流派时，他们在一串的名字中出现。流派作家离不开刊物与评论家的策划，然后“隆重”推出一批作家作品，比如风靡一时的“联网四重奏”。如此这般，一个无名小卒若想浮出海面，就绝对要“熟人”的扶持了。这就是“领风气之先”的全部意义所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中短篇小说在评论文章中反复出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针对中国小说界暮气沉沉的状况，金庸总结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小说。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小说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
林：重视读者的感受、注重故事，并不是每一个小说家都能做到的，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才行。小说的娱乐性表现为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具备大众关切的故事母题和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虽然也表现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但它们首先是小说，娱乐功能是第一性的，否则就无法进入千家万户。
吴：小说的娱乐性还有三个特征 ：一是要具备有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金瓶梅》的本质是“色绚于目，情感于心
；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然而，《金瓶梅》的外部特征却是“恶霸帮闲、淫娃荡妇之事 ；谋财渔色，献媚争宠之心”
；二是要把握各阶层都能接受的道德规范和情感归属。《红楼梦》“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结局，就暗合了中国文化的虚无观，仕途受阻的知识分子能够从中找到精神的归属感
；三是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西游记》告诉我们，佛教退出轮回不息的苦劫的唯一方式，就是退出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远离名色，断灭各种妄执与邪思。众所周知，少年儿童把《西游记》当成童话小说或者神怪小说来读也是可以的。
林：金庸小说最突出的特点、能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形式。金庸总是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情节模式和讲述方式来书写人生，努力塑造个性多样的人物形象。
吴：且不说萧峰、段誉、韦小宝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仞、欧阳锋、一灯大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林朝英、陆无双，《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余沧海、左冷禅、任盈盈，《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游坦之、阿紫，《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成昆、陈友谅等等，都是读者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
林：“作家的专业化”指的就是作家以娱乐大众为天职，把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专业，以毕生的精力来创造满足大众娱乐需要的作品。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桎梏和“文以载道”的写作模式，将小说创作提高到实现生命价值的层面上来。
吴：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活的空间。开书店的朋友说，最畅销的就是金庸的小说，不论进多少都一售而空。可见，金庸的小说已经是名著了。
林：阿比尔•谢括利认为，“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因此，出示一个故事，这是读者对小说最基本的要求，就像我们要求音乐出示音符、绘画出示线条、舞蹈出示动作、雕塑出示造型、电影出示画面那样。当然，故事不等于小说，基本要求不等于最后要求。福斯特说得好，“故事本是文学肌体中最简陋的成分，而今却成了像小说这种非常复杂的肌体中的最高要素”；“故事叙述的是时间生活，但小说呢，如果是好小说，则要同时包含价值生活”。
吴：显然，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会像金庸那样讲故事，他们一讲故事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无情节、无人物、无故事的“三无”小说和“淡化故事”的提法并非小说的需要，而是作家无能的遮羞布。
林：其实，不只是金庸，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名著都在讲故事。因为他们有能力在故事里出示精神指向，完成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
吴：大多数作家缺乏的是完成故事精神的能力，他们缺少对生活的判断标准，没有良心与情感的介入，推演故事的向前就成为难题，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既然语言要表达的内容被抽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在形式上绕圈子，正如现在一些平庸的工笔画家，总让人看到艳丽背后的苍白。
林：那么，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大众容易接受的故事呢？有三位好莱坞的著名导演作了准确的表述。斯皮尔伯格说，“一般都是主人公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然后以某种方式设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称得上好故事。”阿莫尔则认为，“没有问题的故事不会长久地吸引观众。观众喜欢担忧，喜欢为别人的悲痛而难过。”希区柯克则常说，“坏人越坏，故事越好！”
吴：艾略特在谈到传统与个人才华时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获得。”根据三位大师对好故事的定义，你如何归纳金庸小说的特点？
 林：第一个特点，主人公总是陷入困境。比如郭靖是个呆头傻脑、天资愚拙的少年，而他的师傅们江南六怪却是个个天资聪敏、性格急躁。他们采取车轮战式的教育方式，目的要郭靖在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场比武考试。这样，郭靖就陷入了某种困境。金庸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总会出现武功非凡的坏人。在《连城诀》中，大名鼎鼎的江南四侠陆天抒、花铁干、刘乘风、水岱组合成“落花流水”，江湖著名的魔头淫僧血刀老祖却掳走了水岱的女儿水笙，江南四侠不得不联袂追截，结果被血刀老祖打得“落花流水”。江南四侠中的三人非死即伤，而硕果仅存的花铁干却出人意料地跪下求饶。
金庸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设置了让人担忧的悬念。这让我想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假扮成太监小桂子，奉老太监海大富之命去赌博，因为迷路在皇宫中转来转去，误入小皇帝的练功房。韦小宝不懂这是皇宫，无知也就无畏，见了年龄相仿的少年就跟他摔跤玩耍起来。而读者知道，这个小玄子可不是一般的人，那就是当今圣上玄烨。那么，韦小宝的命运将会有什么变化呢？这就是悬念。
吴：金庸小说的这些特点，肯定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金庸小说的文化根源。
林：香港文化东西融合、华洋杂陈，香港是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儒商和儒商作家的集散地。在过去的20世纪，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极大贡献，有力地促进香港、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文发展，其影响力是超国界的。以金庸为代表的儒商文化，在香港文化风景线上是一个光辉的亮点。
吴：同时，香港是个典型的功利社会。就文学艺术而言，香港与内地不同，重艺术而轻文学
；也没有内地这种可以只领工资不干活的“作家协会”。香港回归后，艺术发展局只须“艺术”，却不提文学，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也不提“文学”二字。然而，香港作家多达千人以上，作品更是汗牛充栋，出版专著数以百计的大有人在，比如亦舒、倪匡、东瑞、梁凤仪等。卖文为生者更是多如牛毛，报纸给你开一专栏，天天写，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这就是专业作家得以诞生的土壤，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
林：在金庸小说的阅读体验中，读者的心灵超越了现实的关系，陶醉在自己心造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切不存在的事物都汇集在你的眼前，读者充分享受着心灵自由的快感，心理上产生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自洽感。这对于在商品社会中挣扎生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补偿。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香港文学繁荣的原因。
吴：读金庸的小说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满足，是人类的超越之梦。这既是对痛苦的超越，也是对生命本体的内在矛盾的超越。
林：金庸的小说拥有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人物、回肠荡气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美妙绝伦的结构；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爱憎分明的立场、忧国忧民的忠贞、惩恶扬善的结局，名著该具备的条件都具备了。
吴：金庸把小说的可能性推向极致，开创小说的一代先河。读者在金庸的小说中找到了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以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中国小说是否会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呢？
林：中国历史上是权欲盛行的社会，中国作家虽然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同时又受佛家道家强大抗衡力量的左右。他们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胸怀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积极投身仕途。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官场那套话语程序。仕途受阻，他们于是选择另一套哲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转向田园山水、诗酒隐逸的世界。
吴：L•科塞说作家是“对事物的现状永不满足的人”，传统文人的不满足仅仅是“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跟科塞所说的保持对社会的批判姿态风马牛不相及。禅宗直觉观照的思维方式和幽深清远的生活情趣，与中国作家内心追求适意和外在追求功利的双重性格相适应，进一步助长了中国作家的封闭心理、内向性格和清静趣味。
林：中国正统文化从来就是“儒表佛里”或“儒表道里”的。韩愈到潮州后，与禅僧大颠成了好朋友；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竞相为慧能做《碑铭》；白居易以“香山居士”自号；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都成了禅僧的好朋友。明清以后，自号“居士”的作家更是不计其数。历史上，我们只有像屈原这样实现不了政治理想而自杀的诗人，没有像川端康成这样找不到艺术出路、像海明威这样悲观失望而自杀的作家。
吴：在“鲁郭茅巴老曹”等老一辈作家中，老舍是唯一为新中国写过作品的，竟落到个投湖自尽的悲惨结局 ；还有邓拓、吴晗为说真话死于非命
；主动停笔的沈从文、钱钟书则活了下来。作家们于是学“聪明”了，反右与“文革”所受的迫害不论有多惨烈，回忆文章还是怨而不怒，只罗列事实不敢批评，忍气吞声的“深厚修养”天下少有。
林：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而结束了。经过二十年的磨合，内地与香港的差距逐渐缩小、与主流世界正融为一体。改革开放之快令港人惊讶，也让世界吃惊。其中，政府对文学期刊的拨款越来越少；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健全，也堵塞了文人通过创作得到提拔的梦想。像厦门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跟香港一样，一讲到艺术就是交响乐，不再把文学列为艺术的重点。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作家成才的做法，其实恰恰有利于作家的专业化成长。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给人以“世界观”，从而使决策过程简明，但也导致人们观察世界时的理性认识与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交织，一旦人们发现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诺思说，“一种包括鼓励创新和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按诺思的观点，作家的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作家就能有效地克服“揩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自己的创作专业化。
吴：同时，国外小说家的专业化道路也给中国小说带来一线希望。普佐、哈里斯、格里森姆、谢尔顿，从一长串专业小说家的名单可以看出，他们不存在把文学当敲门砖的问题，只把小说创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思想上摆脱“精神大师”的虚妄，回到专业化的道路上来，是中国出现好小说的时代背景。比如，唐浩明的清朝重臣系列《曾国藩》、《杨度》、《张之洞》
；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系列《中国制造》、《天下财富》、《人间正道》、《至高利益》。这些作家和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就是，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人心，专业化创作是中国小说界的必然选择。
林：当中国小说创作专业化队伍形成之后，有一个人将曹雪芹、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和今天可能出现的小说大师联系起来。他将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小说家专业化的楷模，这个人或许就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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