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蛰存：标新路和继绝学
○ 殷国明
 我去澳门参加一个会，走前一天，听到了施蛰存先生去世的消息，尽管早一天我已经从钱谷融先生处得知施蛰存先生又告病危；尽管早就知道施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多次住院并多次告病危；但是还是内心感到了震动，痛惜施先生离开了我们，同时也带走一种难以言传的内心的寄托与慰藉，就像眼看着蓝天上一只传达着永恒信息的鸿雁，竟然就是那般从容，但是也那么急速地消失在云际天外。从澳门回来，我甚至感到熟悉的校园变了，仿佛缺了一点什么诗意的东西，当我早晨穿过熟悉的校园去上课的时候，风好像特别阴冷，还故意把一些残落的树叶刮到我脸上。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其实，我和施先生并没有多少交往，甚至没有机会认真注视过他。几次见面也都是近20年前的事了，而且都是在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就在我进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之后不久——也就是1983年，施先生就被确诊为直肠癌，并且动了一次大手术，从此就很少出外的——换句话说，施先生的声名越来越大，日子也真正逐渐好起来，当是他患癌症动手术之后。所以施先生的家我也只去过一次，而且呆的时间很短，没有认真的长谈。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研读施蛰存先生的作品，听施先生的故事，对施先生的人品文品心向往之。因为如此，我就和施先生门下的宫晓卫等弟子关系很好，心有所通，直到最近一次在中文系举行的先生百岁华诞庆祝会上见面，还是感到非常亲切，言谈说笑一如当年一样随便自然。不想到盛宴刚过，弟子刚别，先生就乘鹤仙去，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惆怅。有人说，施蛰存先生几乎一生磨难，消受不起如此隆重的祝寿；也有人说，先生一生受冤枉的时候多，如此结局也是一个辉煌的句号，当以能够含笑九泉了；也还有人觉得祝寿还不够隆重，追悼会规格还不够高等等。当然，这都是后人的意愿和设想，也许谁也不知道这位世纪老人最后心中在想些什么。
人是奇特的，人的生命的价值难以估量，人生更有些不可思议。想一想施先生一生承受的那么长时间的不公正待遇，曾经面对过那么多的怀疑、冷遇、鄙视，甚至敌视的目光——而这些又恰恰来自于他周围的，有的至今才意识到这个人的价值，并抓紧最后的机会在遗像前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的人。施蛰存先生可谓是历经沧桑，大喜大悲，早就不在乎后人如何评价自己的人了。照理说，像施先生这样才情卓著、贡献突出的作家和学问家，应该在生活和工作上得到更多的关心、关注和帮助，但是实际上，施先生从来就得到很少，而他自己甚至从来没有过这分奢望。直到他的成就蜚声海外，已经成为社会、学校人文学术的楷模和标志，人们才不断献上自己的关心和爱心，在最后的日子里留下他的影像。这当然是使人感到欣慰的，因为如今我们每个人对施先生的这分心情，都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体现了社会和时代对于这位辛勤耕种的世纪老人的某种忏悔和补偿。
可惜，很多东西已经无法补偿了，而我们又不能不心怀愧疚地继续享受其用生命创造的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施先生的创作与著述堪称现代中国文学的标志性成果，它们本身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进程与变迁，而且诉说着艺术与人格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内的独特体验与记忆，通过忍耐、挫折、挣扎和持续不断的追求显示着文学艺术永恒的生命活力。
施先生的创作与著述博大精深，涉猎很广，但是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面或者两个阶段。一个方面是“标新路”，主要以最初十年的文学创作和创办《现代》杂志为主，但是其气质、其倾向、其特点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另一个方面，就是“继绝学”——台湾学者何怀硕曾专门著文谈到这一点，主要以文史古籍和金石碑版的研究与考证为代表，是建国后一直从事的事业。这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不但体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与选择，而且表现了施先生不同的心境与心血，展现了不同的生命状态与艺术光华。“标新路”不仅显示了施先生艺术创作的才情、才能与深厚潜力，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点起了一把火，开辟了现代文学创作的一条新路。同样这也展示了当时中国文坛难得的自由气氛与环境，使得年轻的作家生命能够有自由表现的机会与空间，能够在艺术创造中扩展自己的生命感觉，不断寻求新的表现方式与境界，满足自我不断更新、扩展与创新的精神欲望。这时候，施先生的生命是不断开放的，不仅写象征诗，创作“新感觉派小说”，尝试“意识流”，运用“精神分析”，而且也研究庄老，追求灵性，解读神秘，等等。可以说，各种艺术的奥秘及其追寻的乐趣，使他乐此不疲，灵感不断；如果不是意外触怒了鲁迅，他会在这条自由选择与创造的路上走得更远更深，也能够走出更大的名堂。
但是，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关系，同时也不能说没有自我生命轨迹的变化，施先生转向了“继绝学”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许是一种缓冲与过渡。他不仅稳住了心境，而且心灵逐渐深潜，精神趋于沉静，开始在历史和生活深处寻求艺术的奥秘与快乐。可以说，“继绝学”是一种自我逐渐回归的过程，向外扩展的心灵开始收敛——或许一半是由于时代环境，一半由于内心寻求，而超越时代、深不可测的胸襟开始形成，让生命遨游于很少人甚至无人能及的无垠无际的文化深海之中。也许只有这样，外面的时代风潮才无法伤害到他的那颗始终敏感、柔弱和爱美的心灵，甚至根本不能阻止与扰乱他在这种自由遨游和探询中的快乐。由此，我常常想，施先生之所以长寿，正是与这种在自我艺术世界中的遨游、从容和快乐分不开的，这是任何外在的压迫、磨难与打击都奈何不得的，也正是老子所说的“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的境界——而这里的“作”或许也是可以理解为“乐”，因为人们能够从这种内在生命与视像中获得极大的快感。
正是从这里，我们至少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理解艺术创造的奥秘，并由此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所感悟和理解。一是艺术创新首先需要一种自由创作的环境与气氛，这样艺术家的创新欲望与潜能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自由永远是创新的母体与酵母，任何给创作者带来限制与恐惧的做法与气氛，都会毁损、打压，甚至破坏艺术创新的欲望和能力，造成艺术创作力的转移、搁置和衰退。二是艺术创作需要深潜归根的心境，正如老子说的，有时候就是要能够“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沉浸在自我的艺术世界之中，坐得住，沉下心，不走气，不受外界干扰。如果是这样，即便外在条件不尽如人意，甚至严酷恶劣，也难以完全阻止和消灭你对于艺术、对于美的追求。施先生就做到了这一点。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我们很难看到内外这两方面兼有并具的状态，否则，现代中国文学必然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因此，施先生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具有艺术创新与人格品味两方面的意义。前者的意义显而易见，已经写在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但是后者的意义恐怕还需要后人继续感悟和认定。施先生是一个重视和追求生命品味与格调的艺术家，并把这种品味和格调熔铸到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之中，形成了自己新颖、内秀、高格、婉转、精致、谐趣的风格，其中包含着中国古典温雅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绅士情调。
这是一种奇妙的混合，也是一种长久的执着与追求。因此，尽管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和消毒，无论是被迫每天打扫厕所或者搬运图书，施先生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内心的品味和格调，而且能够不断从生活中，特别是书籍中获得心灵的快意与慰藉。这在那个注重和崇尚“无产”、“泥腿子”，甚至以粗鲁、强暴、高声喧哗为荣的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也是施先生能够避免很多现代作家建国后的悲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对于品味和格调的执着和追求，很多作家动摇和放弃了过去内心对于美的追求，甚至开始唱高调、说假话，以粗、愚、不学无术为美，不由自主地充当了体制与权力话语的牺牲品或传声筒，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和悔恨。
这是一种品味和格调，更是一种美的品质和源泉。所以钱谷融先生在谈到施先生的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他重性情，讲趣味，热爱和追求一切美的东西”；而徐震堮先生说他“完全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徐中玉回忆他如何“缩住在一间原作晒台，改成‘厕所’，而抽水马桶尚存，同时并用的冬冷夏热的斗室里”坚持研读的情景，都从不同方面道出了施先生内在高洁的追求。这也是他所以能够忍辱负重而不自贱，默默无闻而不自轻，屡遭横逆而能自得其乐的原因。因为施先生已经把自己的所求与所为融为一体，把生命交给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读书，教书，写书，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从一种境界到另一种境界。由此我们也能真切体会到，美与艺术有一种不能诋毁的力量，能够在最艰难的状态中赋予人们以尊严，以信心，以快乐，以魅力。
如今，施先生确实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华东师大校园。今天下午时分，施先生的追悼会将在殡仪馆举行。我没有去，而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这篇怀念文字。因为我过去、现在都在读他的书，并不断从他那里得到滋养，我并不想那么快地和他告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