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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体制”看雪峰
○ 李林荣
 跨入新世纪前后这几年间，对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学的兴起、发展和重要转折具有人格标志意义的许多历史人物的百年诞辰，纷至沓来。这不能不使我们（或许只是由于职业关系）特别关心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的人，经常陷入一种缅怀和反思历史的特殊氛围之中。
古人所谓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四年》）今天所纪念的这些为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思想、现代文学的发生和进步贡献了心血、才智乃至全部生命的前辈先贤们，究竟是从怎样的意义上，沿着怎样的价值视角，进入到今天不自觉地所依赖和使用着的这个历史评价框架中来的呢？今天对他们作出的评价，看起来是如此之高、如此之一致，对他们的追思和敬仰，看起来是如此之真诚、如此之深切。但越是在这种大家都共享着某种很有感染同化力的纯正思想感受的时候，也就越不应该忘记：类似这样令人感到欣慰和温暖的情形，其实只是晚近一些年才开始出现的。与此前一个时期里存在于整个文坛学界的那种完全与今天相反的良心丧于困地、正义屈从于强权、事实和真理埋葬于谎言和空话的情形相比，今天大家所支撑和共享的这样一种凭良知说话、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人与事的局面，实在是来之不易。也正因此，如果现在有谁对现在这个局面将来有朝一日是否又会变化抱有一定程度的疑虑和担心，那么这样的疑虑和担心，在我个人看来，可能并不是多余的。
我总希望，今天对于那些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亵渎或慢待了的历史人物的热烈称颂、高度赞美，不是出自一种简单的负疚、悔恨和将功补过以求平衡的自我补偿或集体赎罪心理，而是出自一种敢于对时间负责的、有一定深度和确定性的，至少能够超越个人意义或群体意义上的恩怨好恶关系的，同时面向着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批判认识。
基于以上所述，在今天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尺度，来认识和评价像冯雪峰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固然不能说没必要，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十分恰当、不十分到位的。从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实践现状来看，包括冯雪峰甚至鲁迅在内的整个群体所代表的各种创作手法、理论见解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倾向，都很明显地只能归入与特定历史条件相匹配的文化经典范畴，而不再具有直接切入当前现实土壤的力量，也不再能够产生直接作用于当前文化空间的效应。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归咎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都不能不承认：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大众文化等更具实效的社会文化力量相比，冯雪峰、鲁迅等人连同他们对手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在塑造和决定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方面，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优势，而且基本上应该只能算是一支绝对弱势的力量。更明确地讲，站在当今所处的历史高度上看，真正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取得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业绩的，是冯雪峰、鲁迅这类人以外的另一些人。不朽的当然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速朽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废物。但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包括冯雪峰、鲁迅在内，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许多最重要、最杰出的开拓者、建设者所立下的“德”、“功”、“言”，至少在今天远非不朽之物。
那么今天对于这些人的纪念和研究，除了寄托的一种特别的情感和思绪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更实在的意义？换句话说，在“立德”、“立功”、“立言”之外，这些人是否还另有所立，值得格外重视？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对此，若借用鲁迅的用语，不妨名之为“立人”。鲁迅的“立人”，是通往理想国的一条从现实社会里看不到尽头的道路。而这里指的只是在充满了种种永远休想彻底排除或回避的泥泞、荆棘和残损、缺陷的现实社会里，顶着每个人本身也永远无法彻底克服的种种人性弱点，朝着个人认定为完美的方向，倔强地全力挣扎着，一路跋涉下去的，那种或许显得并不很优雅，也并不很不精彩，但是却饱含着人生的张力、迸放着人性的光辉的有限的个体生命行程。
在中国时下的思想文化前沿语境中，当具体地谈到冯雪峰这样的历史人物，一个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解释他们的“体制内”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身份？这是一个不因拒绝或不屑于面对它的态度而自行消失的问题，它的尖锐性和挑战性，在某些坚持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看来，丝毫不亚于向鲁迅研究界即所谓专把鲁迅当饭吃的人质疑和逼问鲁迅何以最终向左转。
事实上，也正是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分法，在整个90年代以至今日，帮助一些别具匠心的所谓新生代学人，从浑融一体、泥沙俱下的中国现当代史中界划出了一条看上去簇新得耀眼的、专门用于估定人文知识分子个体精神价值和思想境界的标度线。尽管未见明说，但屡屡披露且广为传扬的许多个案研究结论，已经充分显示，与这条标度线互为表里的，是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凡是在体制外谋生存的知识分子，其个体精神价值和思想境界，都比在体制内谋生存的知识分子要高出一个不是量变而是质变的层次，而但凡是能够认同体制外知识分子本质上比体制内知识分子更优更纯的知识分子，即使他自己也还呆在体制内，但由此也就可以被证实为他在思想本质上比那些不肯认同的人高出了一个质变的层次。
不敢说这么一种“两个凡是”的思维逻辑会导致多严重的认识危害，但按着这种逻辑，是不可能得出比从其他荒诞结论更加高明、更加可靠的结论的。原因很简单，且不说置身体制内还是置身体制外并不是一个与人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情操取向直接相关的问题，就算是二者有所关联，这种关联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也往往不可能有简单而确定的一一对应的表现形式。
冯雪峰73年的人生行程中，从24岁到55岁的31年里的绝大多数时间，他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在遵循党的组织要求和路线政策的前提下工作、生活和奋斗着的。但其间，在1927～1929年、1937～1939年，也有两度共计约4年时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如果前一次主要是白色恐怖的客观环境所致，那么后一次则可以说更多的原因在主观方面。这虽属冯雪峰生平经历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但却很能说明他人格思想上的独特性。在冯雪峰晚年横遭暴逆的艰难岁月里，类似的细节却以相反的形式再现出来。显然，在分析、探究这类细节时，体制内外价值绝对两分的方法和逻辑，不但无法奏效，而且很容易造成混乱。
只有在拨去体制内外价值两分这一类貌似新颖深刻，实则陈腐浅陋的思想认识方法上的迷雾之后，冯雪峰作为一个像鲁迅那样“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立人”典范的意义和价值，才有可能得到揭示。同是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土壤寻求“立人”之路，冯雪峰和鲁迅各自所取的具体路线，有着明显区别。这一点在他们实际相处和共事的4年多时间里（1929～1933年及1936年），特别是“左联”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一点，当时与鲁迅、冯雪峰同样过从甚密的胡风等人，事后曾有不少生动细致的忆述。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是：经由冯雪峰和鲁迅两人所表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部人生具体取向和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和近年来深得一些人热切关注的另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人生具体形态差异——即所谓以鲁迅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核心的英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这二者间，是否存在某些可以相互指涉、相互说明的关联？
或许是因为以往过于重视政治立场和党派背景对思想文化实践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过于忽略观察、分析思想文化问题的其他角度和其他方法，冯雪峰和胡适这两类同属于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历史人物之间在具体人生形态上的差别和联系，常被我们不假思索地简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敌我对阵关系。而二者共同由来有自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景深，以及二者共同表征的“五四”精神谱系和中国现代政治架构之间的冲突－磨合－融会机制，则被完全遮蔽。
作为党员干部的冯雪峰，和作为“湖畔”诗人、寓言作家、鲁迅亲密朋友的冯雪峰，如果不是平行展开、彼此孤立的几个人格形象，而是同一人格形象之上历时性的几个叠影，那么这些人格叠影在其首次浮现之后，又是凭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精神凝聚力交织共存下去的？我以为，这一问题，与所谓1920年代末年前后，自由启蒙的前期鲁迅和组织化了或左转了的后期鲁迅的人格裂变的问题，以及19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分化，或1930年代初人权论战前后所谓价值理性的胡适和工具理性的胡适人格裂变问题，属于具有同等的理论辩难实质的同一类问题。
然而，问题的答案在冯雪峰这里，要比在鲁迅、胡适那里轻松得多，也明朗得多。因为在冯雪峰曲折坎坷的一生里，人们容易看到有一种透亮、单纯且日趋深沉、炽烈的诗人气质贯穿着始终。在冯雪峰身上，这种诗人气质不是一种用来刻意掩盖人格真相的玄奥、神秘的面纱，也不是一种藉以腾云驾雾、从现实人生中飘逸远去的障眼的语言法术。恰恰相反，冯雪峰的诗人气质是一种勇于冲破中国人的那层世故、乡愿的庸俗气息的真人真性情的自然奔放，是一种牢牢踏在常不免露出些恶俗丑态的现实生活的大地上的，真正有超越现实功利气概的赤诚的理想主义者的奋力远征。
雪峰的有限的人生行程没有走完，他带着一个鄙俗世界横加给一个诗人的累累创伤，抱憾倒在了生命途中。但他前面的路，还是永远指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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