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说大仲马移葬伟人祠
○ 柳鸣九
一、世界的头条文学新闻
大仲马移葬伟人祠，这条消息当时在全世界显然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远比某位作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要轰动许多，因为从巴黎发射出来的电波，使全世界在荧屏上看到了如此隆重的画面:
法国巴黎举世闻名的伟人祠里，灯火通明，大仲马的灵柩由六名共和国卫队士兵肩负，移入了祠内，陪送的有共和国的总统、总理、政府大员以及各界名流。盛大的场面，足以使人一生难忘，而盛典中对大仲马的崇高评价则使人耳目一新，如称大仲马如同江河般浩大的文学业绩，“展开了一个永恒、多虑、战斗、英勇与优雅的法兰西的画卷”等等。
这显然是一个政府行为，而且是精心策划、出手漂亮、效应巨大的政府行为，是当代世界中政府文化运作的一次杰作。首先，它靠大仲马这一个在全球闻名遐迩的名字，再次提示并强化法兰西在世人心目中世界文化大国的声誉与地位。其次，它通过将大仲马“挪个窝”，从他的故乡移葬在伟人祠，宣示了一种颇有新意的文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尽管尚未以理论语言有明确的表述，但已经使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我们对它姑且暂以“通俗文学崇尚”一词名之，它是否含像麦当劳在当代食文化中标志着的快餐时尚那样，在文学中将引导“通俗文学美学崇拜”，虽然不敢过早断定，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当局已经非常成功、非常戏剧性地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见解与专业水平。
而且，令人赞叹的是，如此全球范围的轰动效应竟是如此轻巧、如此经济就取得了。若要争取与推出本民族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要经历若干年的历程；若要在本国举办一次世界性的文化大会，也要费许多人力财力。比较起来，此举要简单得多，省劲得多，将一口棺木从东北部的一个外省移运到巴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想必花钱是甚少的，除此之外，此举还开辟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要知道在法国没有葬进伟人祠的文学伟人还多着呢，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乔治•桑……
如果过两年就来这么一次迁葬，移葬的对象资源如此丰厚! 全球轰动性的文学新闻，就得由法国来垄断了!
二、试与前人共比高
然而，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成为了全球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之后，当一个作家成为了全世界都认知的公共人物之后，在这种文化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这个作家的态度与定位以及给他什么待遇、什么评判，往往不可避免会引起各方面的议论与思考，这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常态与定律。大仲马移葬伟人祠，引起了议论纷纷就是如此。
说实在的，这个消息一传来，在对法国文化与大仲马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的人士中，首先引起了惊奇与纳闷，坦率地说，我个人就是纳闷者之一。
我们知道，伟人祠中原先所供奉的都是曾经对法国历史发展起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与作用的人物，
别的领域且不论，就以法兰西从来都引以自豪的文学领域而言，所供奉的五位作家，不仅都有辉煌的文学成就，而且，都在法兰西民族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第一位伏尔泰，他是18世纪启蒙文学中的巨擘，其哲理小说至今仍魅力长存、兴味盎然，令千千万万读者着迷，在当时他是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中的精神领袖，在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起了“统帅”的作用。他“战略思想”超前，当时就发明了类似“边区根据地”的斗争方式，身居于法国与瑞士的边境费尔奈，从这里对官方与教会频频发出猛烈的抨击，叫对方拿他无可奈何。他由此享有至尊的权威的地位，整个欧洲的进步人士尊称他为“费尔奈教长”，纷纷到这个小地方来向他朝拜。
第二位卢梭，他是在精神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为法国大革命作好了理论准备的思想伟人。
他的《民约论》成为了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基础，直接写进了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他在政治、社会与教育方面的多种论著在全世界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既高扬着激昂精神又充满了诗情意趣，而在严酷的自我分析上更足以骇世惊俗的《忏悔录》，至今仍是自传文学中首屈一指的经典，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群必备的案头书。
第三位雨果，他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都要算是一位大师，他是法兰西文学中唯一称得上“民族诗人”的诗人，他是西方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名副其实的领袖，他是小说中最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表。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大概是在全球拥有最广大读者的法国小说，他还长期投入了反专制独裁的斗争，在法国19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他长达几十年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主义、一个人格、一种决心的象征。
第四位左拉，他是19世纪下半期法国文学主潮自然主义不争的巨匠与领袖，其家族史小说作为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规模宏大，是文学史上后人几乎难以超越的。他所代表的思潮流派影响遍及全世界，还延伸到了20世纪。同样，他也是他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敢于伸张正义，以个人的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在法国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第五位马尔罗，他是20世纪雄浑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悲怆人生哲理的大思想家，其文学影响与思想影响曾经不可一世。他同时也是欧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西与反法西斯斗争时代风云中的一只勇猛高翔的雄鹰，真正驾驭着战斗机在空中拚搏，其作为轰轰烈烈，其功勋卓绝不朽。二战后，他又是法国政治中戴高乐主义的核心人物，在长期的国务部长任期里，对法国文化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这五位不仅文学成就盖世，皆堪称一时泰斗，一代宗师，而且对法兰西国家建有功勋。上升到了民族历史领域的高度，他们之得以进入法兰西这个最高的庙堂受到供奉，完全是几个世纪来民族历史的评估、认定结果，体现着整个民族在历史评价上精心而令人信服的平衡感与深思熟虑。
与以上这几位先入祠者相比，大仲马显然是稍逊一筹，他之入伟人祠，无疑要算是一次“落差”。
作为文学家，大仲马的确很有名，他的长篇小说《三剑客》在全球都称得上是闻名遐迩，已经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屏，让全世界的人看得到法国剑客那种忠义、勇敢、潇洒与多情，法国人的风趣魅力广为世界所知，相当一部分得归功于这本小说。他的《基督山恩仇记》写出了近代社会中一个善恶报应传奇的故事，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他作品的数量惊人，仅以历史题材居多的小说就有五百卷以上，而剧本则有将近九十个之多，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他的亮点与辉煌，对他青睐有加，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三、纯文学的质疑
但是，众所周知，大仲马在文学史上，在世代读者的心目中，从来都是定位定格为通俗作家。他数量众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都不能说是历史小说，而只是历史传奇、历史演义、历史戏说之类的玩意，与法国文学中像尤瑟纳尔的《阿德里央回忆录》这样富有历史内涵与历史哲理的作品相比，不是一回事。其一，它们在历史真实上经不起推敲，甚至往往只是根据佚闻野史，大加附会想象的结果；其二，是谈不上有任何历史哲理与历史的真知灼见，作者甚至对这方面毫无兴趣。总之，大仲马只求把故事写得热闹好看，如果要作一个类比的话，那就不妨说他的“历史小说”颇像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包公案》、《七侠五义》之类的东西。 同样，大仲马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基督山恩仇记》，也难以与司汤达、巴尔扎克那些描写19世纪现实生活的杰作比美，缺乏那种对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洞察与真切、有力的描绘，而仅以传奇式故事与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因而在真实、深度与涵义上远为逊色。如果也作一类比的话，大仲马的这类作品则颇有点像我国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同样也属于通俗文学畅销书的范畴。
无庸讳言，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区别差异问题、层次级别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大仲马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本来就不是要制作什么“严肃文学”的作品，本来就没有要进入文学的大雅之堂的奢望，他是为当时兴起的报纸连载专栏写作，而这种文学制作与文学运营，显而易见更直接，也更多地是为了商业运营。报纸靠味道浓烈的连载专栏扩大销售量，专栏作家靠连载而“来钱容易”、“收入丰厚”，大仲马成为当时百万巨富，不仅拥有豪宅山庄，而且还拥有私人剧院，实与此种文学制作、文学运营有关。在这种前提下，在这种方式中，文学写作中的艺术追求与商业驱动，二者各占的比重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虽然文学创作一般都是作家个体进行的精神劳动，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劳役”，但在大仲马这里也开始“变了样”，他不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单打独拼，靠透支自己的脑力与体魄来铸造一部部作品，而是俨然像一个班主，一个“工作室的头”，一个作坊老板，
指挥着若干个写手制作出一期又一期连载，一本又一本畅销书。而在他的写作班子中，就有一个历史教师，他名叫奥古斯特•马盖。
各得其所，似乎可以说是万物应有的正常而合理的秩序。大仲马去世后，自得其所安静地躺在自己家乡的故土中，作为一个仍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家享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千千万万，一茬又一茬爱看故事的读者对他的赞赏与喜爱；作为一个获得了文学畅销巨大成功的制作人，拥有着文学市场上的崇高声誉。而今他被挪到了一个陌生的寝地，一个他从来就不准备进入的殿堂，今后，他固然要享有这个殿堂带给他的光圈，但也永远摆脱不了严酷的历史带给他的若干质疑，这些质疑多多少少会蕴藏着“戳脊梁骨”的意味。
质疑一，以文学成就而言，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以纯文学的艺术追求而言，以作品所显示的思想力量与意境而言，以作品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认识意义与思想意识的社会作用而言，
排列在大仲马之前的法国作家大有人在，名列前茅的就有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加缪，
而且好几位就葬在巴黎，巴尔扎克在拉雷兹神甫公墓，司汤达在蒙马尔特公墓，萨特在蒙巴纳斯公墓，要把他们改葬迁入伟人祠，实在是太方便了。
质疑二，的确，大仲马的名声很大，他的小说流传极广，拥有的读者无疑要超过严肃文学中一些地位高、成就大的作家，这似乎是他被请入伟人祠的最大理由，但这个理由也受到了再明显不过的挑战。像他这样作品流传广，受众多的作家世界上是不少见的，如果按此标准，创造了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以《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代表作闻名全球的克丽斯蒂娜，以及销售量已达2.5亿册的《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岂不都该作为宗师泰斗供奉在文学殿堂之上?
至少都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质疑三，满纸泪水与心血，从来都是作家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至极境界，写作的纯个人性，纯个性化是文学创作的特质与标志，可大仲马却把个性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变成“写作班子”、“工作室”与写手们的事，却又并不妨碍他把全部创作劳动都归于他本人纯个性化的署名之下，这就颇有些像一些领导人靠秘书班子出版文选，总统靠写手捉笔，长官雇学人写博士论文谋取学位。如果说政治人物的文章、报告、文选，本来就那么回事，人们都见怪不怪的话，那么对于文学大师来说，写手、创作班子、工作室的参与，就未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了。毫无疑问，大仲马这条“软肋”，因他入供伟人祠而更显得触目刺眼了。
当然，这些尴尬都不是大仲马本人想要造成的，他不过是不由自主地任人挪来挪去而已。他被挪来挪去也不止一次了，
1870年12月5日，正当普法战争进行之中，他逝世于第厄普城附近的普依，当时由于第厄普城被普鲁士军队攻占，他就被葬在离第厄普城一公里远的涅维利—列—波列村。战争结束后，其子小仲马将他的遗体移葬在故乡维累尔－科特雷，与其父母同在仲马家族墓地。小仲马在移葬的墓前致词中这样说：“我的父亲希望永久安眠在这里。”大仲马生前是否曾遗言要“落叶归根”，我们不得而知，但维累尔－科特雷是他渡过了童年时代的地方，这里自由雄浑的氛围与繁茂的林莽正投合他强壮豪迈的气质与热情奔放的性格。且不说有其家族的墓园，用小仲马的话来说，还有“他的朋友保存着对他的回忆”，在那次移葬中就是“由许多忠实的朋友来代替搬运工人把他的遗体抬进教堂”的。把大仲马安葬在这里，应该是最符合他本人的心愿，而今，他被拽离自己的家园故土、亲朋好友，移进庙堂般的伟人祠，在晦暗的石壁厅堂之中，与一些陌生人相伴，也许是他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至少是与他那豪迈奔放、放纵无行的性格颇为格格不入的事。看来，此举实在并非大仲马自身的需要，而是现当法兰西权力意志的体现，政府作用影响的需要。
四、拿破仑情结及其演绎
统观历史，法兰西曾经几度在权力意志、影响作用上都达到辉煌顶点，那就是中世纪的查理曼大帝时期，封建专制时代的路易十四太阳王朝与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时期。查理曼大帝的帝国东至易北河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西南至厄布罗河，北面直达北海，版图与西罗马帝国相等，后来的意大利与德意志原本都是它的组成部分。路易十四的王朝在17世纪的欧洲可说是权势赫赫，光焰逼人，整个欧洲的君主政体无不以它马首是瞻，视为典范。拿破仑帝国则是以军旗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并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维、新观念与法治理念推广到了它所征服的地域。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经历过如此权势的辉煌，这对于法兰西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的形成无疑起了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影响与作用，正像中华民族念念不忘远祖黄帝，不忘秦皇汉武一样。当然，对于现代法兰西而言，查理曼大帝与路易十四远矣哉，属于与现代截然不同的遥远过去，但拿破仑的辉煌却不过是19世纪的事，他的文韬武略都是现代型的，他也就更成为现代法兰西缅怀向往的对象，心理情结的根由。司汤达、巴尔扎克固然都力图在文学领域中建立拿破仑式的业绩，戴高乐主义中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与骄傲自重的姿态，何尝又没有拿破仑主义的基因?
然而，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法兰西一直“时运不济”，甚至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首先，在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自家的皇帝老子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阿尔萨斯与洛林两个省份的大部分割让给了战胜者，真可谓丧权辱国。到了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一开始的1914年，法军即惨遭全线溃败，德军几乎攻抵巴黎城下。法国政府不得不迁往波尔多，法国与英国并肩作战，苦苦支撑。即使是在战争临结束的1918年，德军又一次威逼巴黎，仅距几十公里，这次世界大战虽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但在战争中，法国决非欧美军事强国，名次仅列于二等。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输得更惨，在希特勒的进攻下，几乎不堪一击，迅速崩溃，沦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直到美英等盟国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后才获解放。二战之后，尽管法国在联合国也取得了五大国的地位，但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是靠马歇尔计划才恢复了战争创伤，此后，一直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远远屈居于世界超级大国之后。
一个多世纪的时运不济，国力疲软，境况尴尬，力不从心，对于一个曾经辉煌一世、君临一切、惟我独尊、举世瞩目的民族来说，当然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巨大的失落，深切的遗憾。在这种状态中，自会产生怀古的盛世情结与现实的弥补需求。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枫丹白露的一景一物无时无刻不唤起法国人盛世的回忆，提醒法国人记着本民族在现实中的尴尬与失落，刺激法国人自我突破
的憧憬与尽可能对某种弥补方式的追求。在这种心理情结的长期作用之下，法兰西在20世纪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复式的精神结构、人格组合，其表现形式不妨略列数端：
其一，在自我疲软无力，尴尬艰难的现实境况中，愈是追求与显示自我精神上的坚挺。这种复合的自我状况，不仅被现代法兰西充分加以展示，甚至被提升到美学的层次境界。抵抗文学的名著《海的沉默》就是突出的例子，德国占领军已经住进了自家的园子宅第，老弱幼小的祖父孙女，长期在与占领军军官亲近的、朝夕的相处中，面对着对方的强势、权威、命令以及亲善、通情达理、文明礼貌、修养风度、个人魅力的进攻，始终保持着坚硬的沉默，这种沉默被比喻为有力量的深不可测的海。
其二，只要是在某种关系中，处于次要的、二等的、从属的、依存性的、跟随性的、受惠性的地位，自我总要特别显示出格外独立不羁、倨傲不凡、我行我素的姿态，爱作独立秀、惟我至上秀，
这种精神素质与人格结构集中体现在戴高乐主义之中，其成分包括独立、骄傲、尊大、说不、威严、固执、顽强、无畏。众所周知，戴高乐主义力图以第二流的国家实力扮演第一流大国的角色，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摒拒与抗衡，特别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都是举世闻名的，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回忆录》的人来说，成为这种主义的创造者、身体力行者，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三，愈是在事态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势下，自我明确意识到了某种颓势，却在姿态上往往都不认可、不认输，撑着、抗着，颇有一股犟劲，这种复合的精神心理在对英语的态度上就相当明显。法语曾经是世界的“大语”，不仅在国际交往中广泛使用，而且曾经是国际上正式的法律语言，甚至在19世纪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宫廷中与贵族沙龙里，人们均以讲法语为时尚、为风雅。到了20世纪，
法语在全世界流传与使用的范围愈来愈缩小，通用的程度愈来愈低，沦为了“小语种”，原来的流传与使用的优势愈来愈被英语所取代。不久前，又传出消息，本来与英语同为国际奥委会工作语言的法语，在明年雅典奥运会上却面临“失踪”的危险。面对着愈来愈占压倒优势的英语，法国上至官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是自觉地参加了“法语保卫战”，官方长期大力在世界各国推广法语，如强烈要求所在国的电台、电视台举办法语节目，对当地推广法语工作有成绩的教师授勋，勋章级别之高往往出人意料，等等，而法国外交人员与巴黎的出租汽车司机，会讲英语而偏不讲英语的“节操”，也是相当有名的。
要在不如人意与尴尬的境况中保持盛世怀恋、拿破仑情结，并力图有所表现，有所舒展，这是很有难度的事情，因而，也就必须讲究技巧，追求行为艺术。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长期以来，法国人练就了一种技巧，一种艺术，那就是以自我有限的实力发挥最大的作用，花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影响，乃至轰动效应的技艺，这种技艺在法兰西很多公众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且看，萨特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宣布拒绝领奖，来了一个“缺席”，“此时无声胜有声”，他的拒绝在国际文化界所造成的轰动与影响，远比他获奖一事来得更大，带给他更大更好的名声。且看，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美国领导人劳民伤财，到伊拉克去输出民主自由，结果不仅“无人喝采”，反而身陷泥潭，
狼狈不堪，倒是法国的政治家未付任何代价，只动动言词、摆摆手势，却赢得了全球的关注与重视， 抢尽了风头，在整个局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五、大仲马移葬的文学匠心
大仲马的移葬，正是在以上法兰西精神心理背景上导演出来的，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此举是法国人藉用低成本，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而取得世界性轰动文化效应的一次典范之作。把它放在近20年来法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更是可以看出这一葬礼的“匠心”。
从80年代以来，法国文学发展的势头渐入低谷，当时，就有不止一个文学权威作这样的感叹：法国文学在马尔罗、萨特、加缪这些巨人之后，已经是处于低潮了。虽然从50年代起，
法国的“新小说”席卷西方，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但以1985年克洛德•西蒙获诺贝尔奖就完全划上了句号，法兰西将近30年的这一大笔文学积累报了一次总账，舱底也就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硬货”了。从80年代以后，法兰西几乎再也没有推出世界性的思潮、流派，再也没有推出巨匠式的作家，世界性的头条文学新闻再也不是来自巴黎。将近20年，法国作家跟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无缘，与上半个世纪法国作家屡屡获诺贝尔奖的频率相比形成强烈的对照。这种冷寂的局面怎么能发生在塞纳河畔?
这里一直是世界文学新思潮的发源地! 世界的目光怎能不投向巴黎？这里一直是世界文学的心脏!
巴黎的声音应该在世界上空远播，巴黎的景观应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巴黎的才人应该得到举世的景仰。于是，请出了大仲马，把这位通俗作家推到庙堂高位，于是，法国又成为世界性的头条文学新闻，而进行这一运作却是零投入，低成本。
大仲马的移葬，反映了法兰西的脾性，也表现法兰西的机巧，法国经常会有惊人之举，经常会出人意料。对法兰西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对法兰西这样一个朋友，中国人有必要更多一些了解，更加深一些认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