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谬误

戴伟华

　　《粤海风》2003年第5期刊《选一首诗和持一种态度》(下简称《态度》)一文，是对毛泽东同志《七绝•刘蕡》的内容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注释的批评，作者认为毛泽东“中唐俊伟有刘蕡”句“显然是个常识性的错误”，而注释云“大和二年”等“又犯了常识性错误”。作者想在“常识”问题上对知识性错误作订证，以免“以讹传讹”。其实《态度》一文把本来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反而搞错了，使“常识”成了“谬误”。
　　先说注释中的“大和二年”，《态度》文云：“翻遍新、旧唐书的《文宗纪》、《令狐楚传》、《牛僧孺传》和《刘蕡传》，都找不到这个叫‘大和’的年号。文宗即位后改元的年号，是为‘太和’。‘大’与‘太’，仅一点之差。这可是‘一点’也不能错的啊。这不是‘印刷’或‘校对’的差错。笔者追根溯源，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错误，竟是‘文革’中造成的。”按，文宗年号，各书中或作“大和”，或作“太和”，究竟作何为正，钱大昕有辨析，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8《李渤留别南溪诗》云：“唐文宗纪年本云‘大和’，予所见石刻，无有作‘太’者。今《新旧史》、《通鉴》皆讹作‘太’字，当据石刻正之。”缪钺先生作《杜牧年谱》即采用其说。“太和”乃“大和”之误也就成了“常识”。今存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并序》云：“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大和”二字非常清楚(见《樊川诗集注》“杜牧《张好好诗》墨迹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又唐人张读《宣室志》卷9载，刘遵古得一书，卷尾题识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后召宾掾解读破秘，始知谜底，“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太、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改元，一十有三矣，与其记语，果相契合。”事涉虚诞，不足凭信，但“一人八千口”即为“大和”，“一人”为大，而“太”就不是“一人”，“八千”为“禾”，“八千口”为“和”，此为文宗年号乃“大和”而非“太和”之的证。
　　再说“中唐俊伟有刘蕡”。《态度》文认为，刘蕡“不是中唐时期人。他的政治生涯，是从828年举贤良方正时，以那篇策论著称于世后才开始的”，而穆宗长元年(821)是晚唐之始，故“中唐俊伟有刘蕡” 诗句“显然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按，关于历史分期，向来有分歧，这是正常现象，《态度》一文只是采用了一种说法，也有学者将中唐下延至宝历二年，以文宗大和元年为晚唐之始，也有人将时间再下延，这与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和问题的性质相关。可见唐代中晚期的划分不是很清晰的，它不像以政权易姓来断代分期那样明白。即使为了研究历史的方便，以一个具体时间来分期，其实那个准确时间的前前后后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蕡上万言策事见于两《唐书》，《旧唐书》卷190载：“刘蕡，字去华，昌平人。父勉。蕡宝历二年进士擢第。博学善属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庶政。当时目为南北司，爱恶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泽中居常愤惋。文宗即位，恭俭求理，太和二年策试贤良曰(策文略)。”可见，刘蕡对“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分期前后的人物，列入中唐或晚唐皆无不可，根据实际情况，说刘蕡是“中唐俊伟”也许更切实一些，但不能说“显然是个常识性的错误”，况且这是诗中之语。看来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另外，关于刘蕡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于贬地事。《态度》一文说《刘蕡传》不载此事，提出质疑。　按，此事见于唐代文献，《全唐文》卷828罗衮《请褒赠刘蕡疏》云：“窃见故秘书郎责授柳州司户臣刘蕡，当大和年，对直言策，是时宦官方炽，朝政已侵，人谁敢言……遂遭退黜，实负冤欺。其后竟陷侵诬，终罹谴逐，沉沦绝世，六十余年。”其事甚明，刘蕡被贬为柳州司户而卒。
　　《态度》一文能不畏权威，提出异议，这很好。但研究学问，讨论问题，应该持严谨的态度，先要弄清别人立论的理由和根据，不能翻过一两本书就匆忙下结论，更不能轻易否定别人的劳动，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态度》一文作者说：“作注是一件很严肃、很刻板的事，是不能带有感情色彩的。”　 这种态度我很赞同，讨论问题确实不能带感情色彩。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心态要平和，不要言词过激，冷嘲热讽，甚至伤害别人。《态度》一文措词多有过激之处，如讲“大和”年号时说：“其后因因相陈，以讹传讹，错成了一个历史的大笑话。笔者手头还有一本80年代某报社为编辑提供的内部工具书，里面印的也是‘大和’。遥想‘文革’时期，文物出版社那些学识丰富，编校认真的专业人员，大概都扫地出门了吧。也不知弄了些什么人去编印工具书，他们错个把字倒也难怪，怪的是到了80年代，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下去，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到了90年代，为毛泽东编书作注，还用‘文革’出版物作工具，就有点荒唐了。”这样的行文和争论太缺少文人的儒雅风范。有理不在高声，何况自己无理。本人有感于近年来的商榷文章，担心谬误“常识”的传布，故草此文，以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