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肢体文化

陈漱渝

　　不久前我写了一则短文：《肢体文化大有讲头》，是由美国学者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一书而生发的感慨。实际上，肢体文化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早就有研究肢体文化的文字，比如，翻开《鲁迅全集》，就会赫然看到这样一些篇目：《说胡须》，《从胡须说到牙齿》，忧“无乳”》，《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的另外一些文章题目中虽然没有出现肢体，但内容实际上谈的仍是肢体文化，比如《偶成》、《病后杂谈之余·三》、《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些文章读起来既有史料性、思想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应该向读者推荐。
　　据鲁迅考证，我们的祖先对于身体的观念原很开放，即使对于人的下体亦不避讳。例如春秋时代，晋成公的名字就叫黑臀，即黑屁股。遗憾的是中国人对肢体的认识十分模糊。比如，东汉时期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竟说人的肌肉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代法医专著《洗冤录》又说什么男女骨数不同。最有害的是在科学中掺进鬼话和封建伦理观念。像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的参事蒋维乔，出版了一部《因是子静坐法》，胡说什么“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更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这位圣人理直气壮地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一文中说：“中国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鲁迅对此讽刺道：
　　“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
　　鲁迅在剖析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因素时，最强调的一点是奴性——不仅指生活状态上的奴性，而且指精神状态上的奴性。这种奴性的形成又跟几千年来的“酷”教育有关。“酷刑”就是历代统治者实施“酷”的教育的主要手段。古代制定刑法，总是首先要拿人的肢体做文章。据《尚书·吕刑》记载，当时刑分五等。第一等叫墨刑，即先在犯人脸上刻字，然后在伤口涂上黑色染料，给案犯留下终生相随的耻辱标记。二等叫截鼻。三等叫断足。第四等叫宫刑，即破坏男女生殖器，太史公司马迁即受过这种刑罚，身毁之后发愤著书，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五等叫太大辟，即斩首。可见施刑者对被施刑者的肢体，从上到下都打尽了主意。
　　最令鲁迅感慨不已的是以下事实：“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在中国古代，单是剥皮就有种种花样。据清代刘景伯所著《蜀龟鉴》记载，张献忠剥人皮，可以“从头至尻（屁股），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可见技术之高超。另据明末屈大均《安龙逸史》一书记载，被南明小朝廷册封为秦王的孙可望，迫害御史李如月时用的是另一种剥皮示众的刑罚：先剖脊及臀，又断其手足，转前胸，至颈绝而死，然后再用石灰浸沤，用稻草剥去皮肤。这种剥皮术在民国时期并未绝迹。1933年9月20日，鲁迅在《申报》上读到一则地方新闻，说绑匪石某为了勒索三万元巨款，竟把布条遍贴在被绑的沈家父子身上，另用生漆涂敷，俟其稍干，再将布之一端连皮揭起，采用的大约是秦桧对岳飞逼供的办法。鲁迅每看到这样的记载，都感到毛骨悚然，心里留下永不痊愈的伤痕。
　　中国人在肢体上花样搞得最多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双脚，二是头发。中国何时开始有女人缠足的陋习，答案有两种。一说起源很早。有人考证，春秋战国时代亚圣孟轲的妈妈，就是一位小脚女人。另一说是宋末至清中国才有小脚。明代杨慎伪托东汉人撰写的《杂事秘辛》一书，说东汉桓帝选妃，应选者中有一位梁莹小姐，“足长八寸，底平指敛”。“足长八寸”，可见东汉妇女脚并不小。但“底平指敛”的“敛”当“收拢，聚集”讲，有人又据此说东汉妇女已经缠足。鲁迅根据出土文物判断，汉唐时代的女性还是天足，只是汉代的舞鞋称作“利屣”，大约相当于当下摩登女性穿的那种尖头皮鞋，脚趾难免要受一点挤压。到了民国时期，缠足虽已废除，但有些农村陋习不改，所以鲁迅1920年创作小说《风波》的时候，他笔下那位由“双丫角”变成“大辫子”的小妞六斤仍然“新近裹脚”，“捧着十六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外国人感兴趣的除开中国女人的小脚之外，还有中国男人的辫子。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借N先生之口发议论：“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这大概是中国一种特殊的国情，一种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男人剃去头顶前部的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这原是满族的一种习俗。1644年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命令汉族一律剃发垂辫。翌年清兵攻占南京，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剃发令，迟疑者视为叛逆，杀无赦。据说三百多年前，剃头担上那根竖竿原是为挂头的，谁抗拒剪发，就将头砍下挂在竿上。然而太平天国时期起义军留发不留辫，被清兵称为“长发”。最可怜的是那时的老百姓，无辫的被官兵杀，有辫的被“长毛”杀。鲁迅本人也深受头发之害。留学日本时期，他带头剪去了辫子，断发明志，归国后只好花四块大洋装了一条假辫。但戴起来极不方便，在人群中行走要时刻提防挤掉或挤歪。不带假辫则麻烦更大，不是被当做“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就是被误认为跟有夫之妇通奸，受到了剪辫的处罚。同事避之惟恐不远，官府防之惟恐不严。所以鲁迅感到辛亥革命给他的好处，最大也最不能忘却的就是可以昂首露顶在街上行走。不过直到五四运动之后，还发生了剪发女生考不进学校或者被学校除名的事情。鲁迅不胜感慨之至，便写了这篇《头发的故事》。他希望造物主的皮鞭狠狠抽打在旧中国的脊梁上，使中国真正能够与时俱进。
　　鲁迅在作品中还谈到了胡须和面孔。他觉得胡须的样式跟国家的存亡并无关联，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选择胡须样式的权利，但偏偏有不少局外人喜好说长论短。比如鲁迅的胡须一度两端上翘，就被故乡人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们认为胡子上翘是日本的样式。其实汉代以前中国男性胡须多上翘，这有汉代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作证。胡须下垂反倒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的改变。为了避免纠缠不清，鲁迅只好蓄了一个隶书一字胡，既不下垂，也不上翘，于是从此太平无事，不再负中国存亡之责了。对于旧时代中国人的脸，鲁迅也作过一番仔细观察。他觉得如果说西洋人脸上多了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脸上则多了一点家畜性——这是脊梁缺钙所致。鲁迅还写过一些谈“面子”的文章，但那已经不是在研究有形之脸，而是在研究无形之脸——批判一种不敢正视现实、一心仰慕虚荣的精神现象了。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