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误解

袁良骏

　　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近年来十分走红，特别是其小说大量改编为影视后，其“拥趸”何啻千万？一些高等学府、重要媒体也纷纷请金庸先生讲学、对话、发表“高见”。一来二去，金庸先生便逸出了其武侠小说创作的范围，而涉及了他本不熟悉更不擅长的文学史、文艺理论领域，因而很自然地说了一些外行话。人们本可一笑置之对这些外行话，不必在意，也不必当真，无奈这些外行话竟登上了报纸，印成了书籍，正在广为传播。“谬论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的说法虽然并不准确，然而，金庸先生的外行话却正在严重误导着千千万万天真未凿的年轻人，因此，有识之士也就不能不稍加关注了。
　　金庸先生说：“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又说：“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历史大势》第46页、第58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金庸先生这段立论如果成立，巴金、茅盾、鲁迅都要被赶出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都将变成外国小说，一部中国新文学史也就变成一部武侠小说史了。幸亏，金庸先生的这些高论尚未被学界认可。说实在话，这一次金庸先生实在太信口开河了。金庸先生的失误，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 混淆了借鉴和创造的关系。
　　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学乃至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都受到了欧美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的重大影响。概括言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思想上，二是创作方法、写作技巧上。从创作思想上说，主要是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亦即反对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自由、平等、博爱。从创作方法、写作技巧上说，主要是汲取写实主义（当时亦称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亦称理想主义）、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特色以及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如小说中的横断面写法以及叙事角度的多样变化；诗歌中的自由体、十四行体和大量使用的意象、象征以及移植纯粹西方戏剧形式的话剧等。这些影响和借鉴，是人类文艺史上常见的现象，比如中国的唐诗就对日本诗歌产生过重大影响，希腊悲剧也大大影响了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然而，影响归影响，借鉴归借鉴，日本诗歌并不是中国唐诗，《哈姆莱特》、《大雷雨》也不能说是希腊悲剧。那么，为什么中国近现代作家受了一些欧美及日本文学的影响，这些作家就不再是中国作家，其作品也就不再是中国作品了呢？莫非《呐喊》、《彷徨》、《家》、《春》、《秋》、《子夜》、《春蚕》、《骆驼祥子》、《边城》、《围城》……统统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外国作品了吗？金庸先生的这种说法和逻辑，比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给作品划阶级、定成分实在高明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把这些中国作家作品统统入上外国籍，赶往外国而已。不客气地说，这些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假如看看鲁迅、茅盾、巴金……这些现代作家的创作实际，则金庸先生的高论更是不攻自破。以鲁迅为例，或者说，以他的最西化的小说《狂人日记》为例，你可以说它的意象、象征、神秘色彩、意识流等等都不是中国货（其实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然而，你能说鲁迅笔下的狂人不是中国人？你能说《狂人日记》揭露的封建礼教、家族制度的“吃人”历史不是中国历史？你能说《狂人日记》反映的不是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既然如此，中国人鲁迅借鉴了一点西方人的艺术技巧来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来鞭挞中国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其小说怎么就变成了外国小说呢？金庸先生自认，他的武侠小说《鹿鼎记》深受法国大仲马《三剑客》的影响，照金庸先生自己的逻辑，《鹿鼎记》是否也成了外国作品？金庸先生也成了外国作家呢？

　　二、 狭隘地看待中国文学传统。
　　至于说只有武侠小说才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同样是大谬不然。不错，武侠小说从形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内容上也有对古代侠义小说的继承。然而，章回体并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小说结构形式，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哪有什么章回体？即使对中长篇小说而言，章回体也越来越成了一种束缚和障碍，它很难再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的需要了。就连金庸先生自己，后来不也舍弃了章回小说的形式吗？至于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武侠小说存在的问题更多。从思想内容上说，民间武侠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封建思想糟粕（如一夫多妻，纲常名教、忠君报国、江湖义气等），即使到了金庸先生笔下，不仍然有对一夫多妻的颂扬（如《鹿鼎记》、《天龙八部》等）、对忠君报国的颂扬以及对江湖义气的颂扬吗？江湖义气，这是一切武侠小说的灵魂，而它恰恰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致命伤。　江湖义气早已从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变成了拉帮结派，占山为王，排斥异己，为非作歹。查查民国以来的青红帮和当今的那些黑社会组织，有哪一个不是以江湖义气相标榜、相号召、相约束？有哪一家的江湖义气不是被哪一家的“江湖老大“所利用？谁敢不忠于老大，格杀勿论。可以说，江湖义气在今天已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它对青少年的思想毒害更是无比严重。一些青少年罪犯、青少年犯罪团伙、青少年黑帮组织的一再出现，早已给人们敲响警钟。梁羽生、金庸先生等武侠小说家也不是不想在作品中表现点新的思想、新的情感 ，比如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对政治狂人的鞭挞、对伪君子的揭露，在《射雕英雄传》中对保家卫国的歌颂，在《天龙八部》中对民族团结的歌颂等。然而，所有这些积极的思想意义上，对于武侠小说这种相当陈旧的艺术形式而言，都显得极其沉重，极不谐调，给人一种滑稽之感。因为所有这些思想，都必须寄寓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的形式中，这就和现代法制社会水火不相容了。

　　三、 不敢正视武侠小说的穷途末路。
　　武侠小说的写作模式也早已走入了穷途末路，没有任何新的生命力可言了。试想，一天到晚，拉帮结派，打打杀杀，腾云驾雾，云苫雾罩，不食人间烟火，这虽然有一点消遣娱乐作用，但它又怎能适应当代人对文学的审美需要？金庸先生一再说，武侠小说是浪漫主义，不能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去衡量它。金庸先生又错了！积极的浪漫主义从来是引人向上的，和现实紧密结合的，给人以高度美感的。　《西游记》中西天取经、大闹天宫之类应该说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极致了吧？但那些美好的艺术想象，难道不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光和投影吗？孙猴子、猪八戒不都是充满了人情味吗？那些口吐白光、剑光杀人一类的剑仙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之类）何能比肩？就是金庸先生十分得意的什么东邪、西毒、中神通之类也何能同日而语？至于那些“内功”、邪祟（诸如什么“吸星大法”、“九阳真经”、“九阴直经”、“凌波微步”之类）除了给人以恐怖恶劣的印象外，能给人一丝一毫的美感吗？毫无疑问，它们也是与积极浪漫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它们都是典型的消极浪漫主义、伪浪漫主义。
　　此外，作为一种消费娱乐品，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和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也存在着粗制滥造，故意拉长篇幅，甚至七拼八凑、没完没了的问题，为了赚钱，只顾趣味，不顾文学，严格说来，制造了大量文学垃圾，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涌现了武侠小说家不下二百余位，长篇武侠小说不下千余部，总字数不下三亿（见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8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胡编乱造、诲盗诲淫的文学垃圾。有位冯玉奇，他一个人便写了170多部，低级下流，不堪入目，连正儿八经的鸳鸯蝴蝶派杂志都不给他发表。金庸、梁羽生先生当然比他们高明，但武侠小说的如上痼疾，金、梁二位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即如没完没了，拉长篇幅一项，便十分严重，同样不顾及文学的精炼和美感。到了古龙等人，更发展到了“拳头加枕头”（梁羽生语），更加等而下之了。
　　综上所述，所谓只有武侠小说才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只能说是一种根本不懂中国文学史的梦呓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