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弘

　　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重又引起人们关注，发表见解言谈的人不少。但在纷纷纭纭的意见中间，不难发现某些常识的讹误，从中也可察觉到更要紧的方法论问题。
　　这是有关知识分子的起源的说法。我们再三看到某些重复或变相的传抄，认定知识分子的渊源是19世纪以降的事。除了报刊、网页上的文字外，邵建《关于知识分子的三个问题》（《粤海风》2003年第2期）是又一个版本。文中明确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词，与古代和中世纪无涉”，并介绍了“通常”认为的此词的两个源头，一是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另一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
　　先从法国的情况谈起。以上说法根本有悖历史的实际情况，也无视国外历史学界做的工作，甚至缺乏起码的语文常识。事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法国著名史学家勒戈夫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就已发现，法国的中世纪从13至14世纪起，随着城市和大学的兴起，知识分子的群体就已出现。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后又重版）的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结晶。此书初版于1957年，大获好评，被公认为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权威著作，因此1985年又由原来出版该书的著名的巴黎索伊尔出版社出了新版。书末作者写的《新版后记》，回顾了西方近30年来相关研究的进展，得出结论是他的观点和有关知识分子概念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一直不断地在得到证实和充实”。
　　不仅如此，一些注明词语运用的起始年份的辞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小罗伯特法语辞典》清楚地标明，intellectuel（法语：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于14世纪末。而此前用于指称知识分子的是另一个词：clerc，原意是“教士”，特指供职于修道院大学、以教授知识为业、不同于一般神甫和修士的教会人员，但其中知识分子一层含义始终为后来所沿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引用过的班达《知识分子的反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书就是这样的用法。
　　但邵文说，法国“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要到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众多作家随左拉发表了抗议宣言之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时间差距？原来他重复的是国内译介的美国人布鲁斯•鲁宾斯《知识分子的根基》一文的说法。难怪邵文中竟有这样的文字：“源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ectual”。这不能不叫人惊诧万分：涉及法国的概念，为什么不提法文而提英文？难道是在暗示，法国这个概念是从英国来的？如果真是如此，岂不是还应该再考证一下英文这个概念的由来？但要是查一查比较翔实的英语辞典，同样会被告知，intellectual这个词14世纪就开始用了。本人手头有一本《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有关词条说明可佐参证。
　　至此，问题应该浮出水面了。可以看到，我们似乎永远在照着外国人讲，连起码的分辨工作都不会，也不管人家说得是否有道理。至少可以认为，鲁宾斯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同样，邵文说知识分子的另一词源来自19世纪的俄国，也是重复英国人伯林的见解。我们也从不问一问，这两个词源到底有何关系：二者是否引申的、转化的、互补的、并存的、超越的、对立的……只知道拼盘一般排列在那里，然后就照着它们的定义来探讨我们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需要关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不应当只从别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面向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和历史。国外的理论和学说不妨参考，但同样要看是否正确，是否合适。谈到知识分子的起源，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是如何的？作为群体和个人，他们的前身是什么？什么时候、由何途径成长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这个过程里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在当前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又有哪些表现？……所有这些其实不仅是理论探讨的范围，更需要个案的研究和实际调查。这才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较为正确的方法。而现在流行的做法，只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以概念规范事实——甚至这些概念，都免不了以讹传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