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轩

一、“广东无文化”说

　　一直有种使粤人感到脸面无光的说法——广东无文化。反驳的话已经说过不少，但似乎未能令批评者信服。在反驳一方，也就终于觉得有点底气不足了。
　　批评确实有他的道理。我想，如果以其标准——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主流文化的传统——拿来衡量，则遑论今日广东，即自古岭南，数千年中，因其处于中原文化圈的边沿地带，从来都谈不上是个“有文化”的地区。
　　粤人，尤其广府人，对于“文化传统”的淡漠态度随处可见，确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远的不说，只举清代以来的若干名胜为例，窥豹一斑。
　　一个例子是广州大佛寺。此寺创建于康熙初年，雍正年间曾加以扩建，此寺规模相当宏大，据记载，主要建筑就有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和大殿，大殿前有宣谕亭，傍有韦驮殿、伽蓝殿，大殿内有三宝大佛铜像及观音铜像，两侧有“佛廊”、“禅林”二门，此外还有廊庑、方丈、香积厨等房舍，直到清末，士人们都可在此赁舍静读。但是，民国其间，寺院即开始败落，相当的一部分庙产逐渐变成了民居。而到“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彻底破除，仅存的大殿为街道工厂占用，殿中的三宝佛和观音像惟有避居六榕寺。近年，寺庙虽然得以部分恢复，但是，这个有清一代广州著名佛寺，却已无法重新跻身于名胜行列了。
　　另一个例子是广州市北越秀山上的“三君祠”。此祠是两广总督张之洞驻粤时，为了表彰汉虞仲翔（翻）、唐韩退之（愈）、宋苏子瞻（轼）三位曾被贬来粤、名高一代的文化名人，以激励粤人努力继承发扬文化传统而修建的。据载，祠中除先贤祠堂，还有“天海清澄”阁供人游眺，又有张之洞手书对联，当日落成之盛，可以想见。但是，自从张氏去粤，不过四十年间，这座三君祠就遭到了毁圯的命运。1928年，著名诗人黄节有《登粤秀山》诗，其中说：“马行石榜三君篆”，自注云：“祠址已废，祠篆石榜平置路旁，行人践踏。”现在，更连这三君祠的石榜也早已不知何往了！这真是对于张之洞一番苦心诱导的无情讽刺。
　　粤人之不重视传统也如此！我想，这大约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粤（广府）自秦汉时候开始，就一直以外来人为主。这些人或者属于官员、驻军，包括他们的家属，或者属于经商者、流放罪徒、流民。这各色人等来自五湖四海，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混杂、融合，成为一个大杂脍，谁都无法保守自己带来的文化，也没有谁的文化能够形成主流。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之下，谈得上什么传统呢？
　　二、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其本色是商业文化，是一种以消费性作为原动力的文化。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消费口味、兴趣、风尚的转移，商业文化的趋时、新变，恰恰与传统的保守性相反，这一点，我们从香港流行歌坛就可以明白地观察得到。
　　三、广府自古处在远离朝廷的“蛮荒之地”，加上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优越，只要社会安定，生活一般都可以过得去，人们小富即安的思想浓厚，尤其不思进取仕宦，多数人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淡漠。这也是使广府人疏离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上好读书的人少，传统文化层浅薄，尽管偶有奇才高士，也如同凤毛麟角，无法遮掩成片的文化荒漠。这样一来，“广东无文化”也就成为传统文化深厚地区人们的观感了。

二、“六祖现象”说

　　粤人的传统文化基础虽云薄弱，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传入的“西来初地”，中国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在此交汇撞击，机缘凑合，如电光石火，忽然迸发，偶然也会“不拘一格”地，降诞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思想家。近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远有禅宗六祖慧能，都是显证。
康、梁、孙使广东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大放光芒，近在耳目，不必说。这里只说慧能。众所周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宗派林立，盛极一时，但是，直到慧能开创“顿教法门”之后，佛教才通过禅宗，迅速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最后发展出儒、道、佛（禅）并尊的“中国文化传统思想之三足鼎立格局”。
　　慧能的思想具有原发性。从《坛经》中的自述可知，他初闻人诵《金刚经》便有所悟，初见五祖弘忍就说出了“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的悟道之言。这除了慧能本人的非凡禀赋，不能不说与广东的社会背景有较大关系。
　　广东，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国内外流动人口汇聚、商业发达、文化开放的地区，又是一个离政治中心遥远，处在主流文化边沿的地区。这些特点，造成了社会上政治意识、传统文化相对淡薄，人们的思想观念普遍比较务实、重利，质朴无文，不好清谈。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落后的文化状况，给自由思想提供了文化传统深厚地区所无的空间，对于个别具有很高悟性的思想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绝好的生长发育的温床。慧能得益于此，康、梁、孙亦无不得益于此。
　　六祖慧能对于佛教中国化所作的不朽贡献，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又着重指出他“不识字”的特点。这个“六祖现象”，的确发人深思。
　　上世纪初，学者胡适曾经试图否定六祖，探其心源，乃与六祖“不识字”有关。追随他而鄙薄六祖的学者们，亦多同此“情结”。其实，深究之下就可发现，识字与智慧并不是一回事。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人也不乏智慧，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遇见的。不必经由思辨逻辑论证，直接从实践经验中提取规律，所谓“目击道存”，正是中国人最擅长的思想方式。我想可以把它称为“实践悟性”。识字虽然可以通过书本知识，传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包括各种规律在内），但是，这样习得的知识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开拓人的思想，也可规限人的思想。正如佛法大乘指出的“知识障”那样，拘执于前人的结论，将会使得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样来看，胡适们对六祖的“不识字”之非难鄙薄，其实是很可笑的。
　　由此想到，二十年来，以“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对广东改革开放成功业绩的非难鄙薄，其可笑也相同。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总结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时说：“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这话是对“实践悟性”的一个极鲜明的表态。“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恰正道出了不靠本本来论证，而靠实践来检验，以事实来战胜“雄辩”，这是广东人的“实践悟性”的特点。广东人正是本着这个“由实践中来”的智慧，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实现真理。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实践悟性”无疑应该视为广东文化的内核之一。

三、“水性文化”说

　　“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这句名言不知出自何典？但我总觉得说它的人过于拘泥。其实，比喻往往以其生动和直观，受到人们喜爱，并且使人浮想联翩。
　　我就觉得，不妨用“水性”来描述广东文化。怎么个“水性”呢？水柔媚，活泼，随地赋形，能够兼容并包，能够消解污浊，……老子称赞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广东文化就有这个特点。
　　历史上，广东一直被视为蛮貊之乡，长期作为“远恶军州”式的流放地。即使改革开放之初，它的情况也绝非是乐观的，据任仲夷同志刚到广东时作报告中所说：那时广东人口多，土地少，生产不稳定，一年要调进十亿斤粮食，猪肉也靠从省外调，供应很紧张，物价昂贵，由于长期不整治，珠江五条出海口堵了两条……（见《任仲夷论丛•第二卷》第５－７页）但是，一旦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启动了发展的闸门，珠江的源头活水便激起千重巨浪。
　　广东人本有“兼容并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相互容忍”）的移民传统，这与对内对外的开放可谓天然契合。于是，国外、港台的厂商，国内的劳力、专才，纷至沓来，奔走在珠三角这块热土上了。
　　广东人没有根深柢固的“传统”，却有着“随地赋形”的实事求是精神。于是，把握机遇，善用政策，用足政策，不管风风雨雨、香香臭臭，重实干，不争论，认准了“发展是硬道理”，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广东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开始了“消解污浊”。始而提出“排污不排外”的响亮口号，继而提出建设“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现在是寻找从珠三角城市化——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之路。最近，又提出了要“建设文化大省”的明确目标。
我愿借圣人孔子对水的叹美：“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祝愿广东人永远迈动前进的脚步，与时俱进，与中国俱进，与世界俱进！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